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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橙色革命”中非常活跃的“波拉”（乌克兰语，意为“是时候了”）组织，曾在2004年4月派遣18名成员到塞尔维亚北部的诺维萨德参加一个研讨会。我们还注意到，在乌克兰选举前，一名CANVAS的成员被乌克兰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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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俄罗斯，CANVAS还曾与亲西方的公民权利组织“野牛”运动保持紧密关系。该组织创建于2001年，旨在推翻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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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CANVAS出现在委内瑞拉反对派的视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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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至2月，CANVAS的标志在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中被开罗大街上的示威者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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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这些运作，一个庞大的资助机制是必要的。“抵抗”组织的创始人、CANVAS现任主任斯尔贾·波波维奇，自称组织仅接受私人赞助，而没有任何政府补贴，但事实似乎恰好相反。据一些内幕消息，有两大美国机构为其提供大规模援助，这两大机构是“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和“自由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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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研讨会期间，参与者还学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运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这些人后来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穆巴拉克倒台前6个月，曾出现一个名为“我们都是赛义德”的脸书页面，该页面号召向一位被政府拷打致死的年轻网民致敬，原因是他将一段揭露警察腐败的视频上传到网络。这个页面的创始人就是时任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的中东和北非方向的市场部主管——埃及人瓦伊尔·高尼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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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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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革命”之风还试图吹向非洲和中东的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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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邻国苏丹也未能幸免。在南苏丹独立后，损失了3/4石油收入的喀土穆正面临着剧烈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2011年1月30日，苏丹首都的大学生们在脸书上好几个组织，尤其是在“1月30日，用一个词描述苏丹青年”组织的号召下走上街头。由于被强力镇压，运动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奥马尔·哈桑·巴希尔总统并未简单地下令镇压示威者，而是派出一些网络“圣战者”在网上与示威者针锋相对。这些“圣战者”的任务是在其祖国的土地上，与几乎拥有2万同情者的两大活动组织（“青年交流”和“我们已厌倦”）做斗争。这个方法卓有成效，因为如果有零星的苏丹大学生走上喀土穆大街，进行示威游行来挑战政府，政府是有能力及早驱散这些麻烦制造者的。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成功影响其他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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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初，一个匿名网友在脸书上创建了“也门革命”页面，上面有一张勇敢举起了“抵抗”标志性“拳头”的图片。2011年2月3日，也门发生了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数万名示威者以玫瑰色为标志。但在也门，仅有1%的人能连上互联网，文盲的比例仍很大。此次也门“玫瑰革命”影响长远，一年以后，萨利赫总统下台，也门重新组织选举，虽然大选只有一名候选人——副总统，但“南部独立”引发的众多事件导致大量投票所关闭，也门进而成为第一个靠谈判解决暴动问题的阿拉伯国家。但是，也门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南部独立”人士与“基地”组织在当地的大量存在，使该国局势难以稳定。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强势介入反恐斗争的美国特殊力量，虽不引人注目但积极地存在着。一种经常性的支持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美国无人机进行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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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一个脸书小组创建了“和平的阿尔及利亚”网页，在其上可见“抵抗”的拳头标识和意思为“在一起，一切皆有可能”的标语。但阿尔及利亚政府对网络的监控极为频密，其安全力量既能大量展开部署又能迅速集中，从而能有条不紊地驱散示威者，故“革命”只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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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邻国摩洛哥，早有准备的国王为避免卷入“阿拉伯之春”，组织了一次关于修宪的全民公决。2011年11月末，汇集了伊斯兰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的公正与发展党（PJD）成为立法选举的大赢家。国王别无选择，只能任命这一激进主义政党的领袖为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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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2011年初以来，震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之风，采用何种方法才能在不同国家同时造成系列事件、完成对计划的操控，很难让人不去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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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在这些被看作是自发的行动中寻找一个共同点，除了被认为能推翻暴君并建立民主这一值得赞扬的目标，就是“伊斯兰主义+美国+互联网+社交网站”。众多活动分子，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德尔，就在穆兄会完成了攻击首秀，随后前往由美国组织赞助的CANVAS接受培训。其他人，如瓦伊尔·高尼姆，则在互联网巨头谷歌旗下，与美国情报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基于这些事实，很难否认美国的操控动作，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政府的操控，何况这不一定是奥巴马政府所做的唯一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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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好奇的是，通常作为阴谋揭发者的西方媒体，对这一主题仍十分谨慎，甚至保持了令人惊异的沉默，除少数外，它们有意忽略了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这些事件与CANVAS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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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的这些阴暗面将被一点一点揭开，尽管一些人会心甘情愿地“拒绝作证”。而这些“革命”深刻改变了我们已知的阿拉伯世界的面貌。“阿拉伯之春”也展示了今后将成为全球战略博弈核心的新力量，即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它将是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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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夫-玛丽·佩里阿兰·夏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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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危机弧”与媒体：媒体对“阿拉伯之春”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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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进入“危机弧”地区的时间，实际上远早于其对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进行新闻评论的时间。它们每次都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受到操纵，都发誓金盆洗手，但每次又都迅速地回归“看门狗”的角色。但无论如何，它们对“危机弧”国家进行新闻报道时，都会根据该国有没有美国军队而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情况是，连篇累牍地宣传、发挥影响，直到动用军队为止。另一种情况是，只希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新闻报道。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基地”组织在亚洲和非洲发展恐怖主义的事件等，都是电视新闻媒体的主要报道目标，而且报道都是仿照2001年“9·11”事件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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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媒体的话来讲，连“危机弧”这个概念都变得更富有弹性了。战略上定义的“危机弧”，包括从摩洛哥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广大区域。由于这里上演着“文明的冲突”，因此国际大型纸媒与视听媒体，就把发生在一小段时间内具有相似性的所有热点问题串在一起，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自2010年10月以来，这一地区发生了一连串危机，包括政治危机（科特迪瓦、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也门、埃及、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环境危机（福岛核泄漏事故），这些危机中有一部分被命名为“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这个叫法最早是新闻媒体提出的，用以概括自突尼斯事件以来发生的所有事件。事件的源头是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发生的动荡，马格里布国家（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北部）和马什里克国家（包括埃及在内，往东直到伊朗西部边境为止）很快被牵扯进来，直至整个地区都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更广泛地看，“危机弧”还应该包括科特迪瓦的政治和军事危机、“密电门”事件[1]和发生在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正是这些事件才让媒体的报道多样化，不仅仅集中在利比亚问题的解决上。国际媒体对这一连串危机的报道，无不带有纯粹的西方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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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用的研究资料都紧跟事态发展，时间限于“危机弧”地区各类事件发生后的48个星期，截至卡扎菲政权垮台，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国媒体。研究媒体如何应对国际危机，尤其是它们面对一连串陌生事件时的态度，足够让我们看到媒体立场。在报道新闻时，不论是报纸、杂志，还是电视、网络，都采用大量新技术来拍摄视频。它们的目的不是要告诉公众什么信息，而是要应对媒体间的竞争。因为此时公众更关心的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自己的购买力持续下降的问题。实际上，媒体已将国家空间和国际空间打乱，重新创造了一种世界新闻，以凸显“危机弧”的存在，并自认为已经变成其中的一个行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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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新技术的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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