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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危机弧”与媒体：媒体对“阿拉伯之春”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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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进入“危机弧”地区的时间，实际上远早于其对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进行新闻评论的时间。它们每次都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受到操纵，都发誓金盆洗手，但每次又都迅速地回归“看门狗”的角色。但无论如何，它们对“危机弧”国家进行新闻报道时，都会根据该国有没有美国军队而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情况是，连篇累牍地宣传、发挥影响，直到动用军队为止。另一种情况是，只希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新闻报道。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基地”组织在亚洲和非洲发展恐怖主义的事件等，都是电视新闻媒体的主要报道目标，而且报道都是仿照2001年“9·11”事件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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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媒体的话来讲，连“危机弧”这个概念都变得更富有弹性了。战略上定义的“危机弧”，包括从摩洛哥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广大区域。由于这里上演着“文明的冲突”，因此国际大型纸媒与视听媒体，就把发生在一小段时间内具有相似性的所有热点问题串在一起，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自2010年10月以来，这一地区发生了一连串危机，包括政治危机（科特迪瓦、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也门、埃及、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环境危机（福岛核泄漏事故），这些危机中有一部分被命名为“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这个叫法最早是新闻媒体提出的，用以概括自突尼斯事件以来发生的所有事件。事件的源头是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发生的动荡，马格里布国家（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北部）和马什里克国家（包括埃及在内，往东直到伊朗西部边境为止）很快被牵扯进来，直至整个地区都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更广泛地看，“危机弧”还应该包括科特迪瓦的政治和军事危机、“密电门”事件[1]和发生在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正是这些事件才让媒体的报道多样化，不仅仅集中在利比亚问题的解决上。国际媒体对这一连串危机的报道，无不带有纯粹的西方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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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用的研究资料都紧跟事态发展，时间限于“危机弧”地区各类事件发生后的48个星期，截至卡扎菲政权垮台，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国媒体。研究媒体如何应对国际危机，尤其是它们面对一连串陌生事件时的态度，足够让我们看到媒体立场。在报道新闻时，不论是报纸、杂志，还是电视、网络，都采用大量新技术来拍摄视频。它们的目的不是要告诉公众什么信息，而是要应对媒体间的竞争。因为此时公众更关心的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自己的购买力持续下降的问题。实际上，媒体已将国家空间和国际空间打乱，重新创造了一种世界新闻，以凸显“危机弧”的存在，并自认为已经变成其中的一个行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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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新技术的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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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6月，伊朗选举后发生抗议事件以来，传统媒体都意识到数字技术为其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数字网络”大幅报道伊朗年轻人抗议选举结果，让美国CNN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领先优势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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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事件时，传统媒体就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了。伊朗示威活动刚一出现，外国记者就被驱逐出境，摄像器材被没收，[2]与外国新闻台有互联网联系的当地媒体都受到审查。只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还能继续报道，但也只能播放那些对伊朗政权有利的新闻。面对不符合西方思想[3]（推崇人权和民主）的新闻局面，传统媒体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使用短信和社交网站，如脸书网站、各种博客等，特别是微博客平台——推特，它是唯一不受伊朗当局审查的网站。“记者们当时都转向使用这些替代的消息来源，特别是伊朗的博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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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缺少事件发生地的现场情况时，会优先使用这些工具。由此，在2009年伊朗危机中，“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出现了一种共生的复杂的生态系统”,[5]削弱了CNN自1980年成立以来所创立的模式的优势。[6]大型媒体不再重复过去的经验，记者将从伊朗危机中学到的东西运用到了“阿拉伯之春”的报道之中。首先是发生在突尼斯的抗议活动，让互联网的介入达到了高潮，西方大型媒体开始使用互联网，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台也开始使用新的通信手段。英国路透社和美国联合通讯社（简称美联社）这两家新闻社，早已和网络媒体建立了伙伴关系：路透社于2006年4月14日[7]与英国“全球语音在线”——一家涵盖全世界博客的网站建立关系；美联社则于2007年2月9日与加拿大“公民新闻网”——一家加拿大的记者-公民网站建立关系。美联社的战略规划主任吉姆·肯尼迪讲述，此次联合“能够更好地覆盖新闻，能够对我们的记者所不知道的事情起到雷达式的补充扫描作用”。[8]在诸如阿尔及利亚这样网络不太畅通的国家，半岛电视台甚至还瞄准了移动电话，认为这是一个理想方式，可以依靠它与这些国家中的一些民众保持“同谋”关系，绕过当地政府的新闻监管。2011年2月，阿尔及利亚安全部门缴获了一些印有半岛电视台标识的电话，这些电话专门被用来拍摄和即时传递图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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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包”模式（众人采集图像与信息）就是要在充分信任信息提供者的前提下，发布其采集到的信息。大型媒体中，将这种模式推广到极致的是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该电视台于2006年12月6日成立，进行了模式创新，缩小了传统电视台和互联网之间的边界。[10]除了与每日影像和优兔这样的社交平台建立伙伴关系之外，自2009年起，它还打造了欧洲电视一台的《热线电话》栏目的现代版——《观察家》。它可以通过直接采用处于事件中心人物的直接言论来报道国际局势，也可以采用视频、文章和图片等各种形式。当然，虽然没有一个报道是由专业记者提供的，但所有信息都是经过挑选和检查确认的，由电视台人员翻译并进行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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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包”模式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即必须核实信息来源。对此，BBC在报道孟买恐怖袭击事件时深有感触。确实，“众包”新闻通常来自活动分子的采集，包括来自国家的（如印度）、活动分子的（如维基解密发布的美国外交电文）[11]或平民的（“阿拉伯之春”中就是如此）信息。各大媒体所追踪的“危机弧”地区都能使用互联网，因此也就能找到人提供信息。媒体最需要的信息就是冲突画面，特别是维护秩序的警察部队攻击示威者的画面。一般来说，不管是本国记者还是国际记者都很难目睹这样的画面，他们即使没有受到当局的监视，也难以接近民众运动，在突尼斯和叙利亚就是如此。在巴林、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国际记者由于不能成为政府的工具而被驱逐出境。[12]在利比亚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因形势急转直下，抗议运动演变成了内战。那些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久经考验的国际媒体及其记者，又都来到了利比亚和叙利亚。一些人是活着离开战略“危机弧”国家的，却为媒体的“危机弧”而死。从2010年10月23日到11月28日，他们当中有10人丢掉了性命，其中一半是在利比亚死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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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必须核实“众包”信息的另一个原因是，互联网没有国界，很难把控视频资料的有效性和来源。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的《观察家》栏目为与其有联系的博主提供帮助，[14]可是如果电话通信被监控就不那么幸运了。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很了解这一点，因为它曾播出了一条错误消息，称叙利亚驻法国大使拉弥亚·夏库尔女士叛变祖国。当事人马上予以否认，而且消息是其竞争对手——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该台主要播放法国新闻和国际新闻）播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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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件表明，所有的信息不可能都得到核实，尤其是当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时候。网络的“去国家化”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信息被操纵。如在2011年2月8日前，脸书网站上、有关叙利亚的某些博客上，[15]都有呼吁示威的帖子。实际上这些帖子是美国人在美国撰写并发布的，或是居住在中东的叙利亚移民撰写并发布的！[16]那么当时有些法国博主，后来跑到利比亚，在米苏拉塔受伤该怎么说呢？[17]在阿尔及利亚，政府甚至在脸书建立大量僵尸账户，以堵塞网络或者欺骗外国记者。[18]在其他国家，又有多少活动分子成为美国国务院及其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资助的民主培训的学生呢？2008年春天，美国国务院为恢复自己的国际声誉提出了多个培训计划，那些“半国营”的组织至少可以对阿拉伯国家使用它提供的两个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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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杠杆属于美国公共外交范畴。公共外交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机制性沟通方式，旨在更好地配合国家总体政策的需要。为此，2008年12月3日至5日，在谷歌、脸书、优兔、推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和CNN的赞助下，美国人在纽约成立了一个青年运动联盟。[19]在阿拉伯世界，主要呼吁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和突尼斯的年轻人采取行动。奥巴马政府也提出了同样的呼吁，一次是2009年10月14日至16日在墨西哥，另一次是2010年12月3日至5日在伦敦。召开这些峰会的目的是让网络活跃分子与公民社会的专家建立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培训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美国驻外代表在目标国家中挑选出来的。这些峰会的与会者还有来自美国多家媒体的代表，这些媒体在阿拉伯国家都是十分活跃的，是西方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2008年和2009年，萨勒赫与美国驻埃及大使的关系一般，[20]表明美国外交官未能在埃及取得任何政治成果。这位埃及人向美国大使提出“在2011年总统选举前以议会民主替代当今政权”的行动计划，但是美国认为该计划“完全不符合现实”。[21]美国在意的只是，“他采用的方式与公民社会内其他规模更大的组织所采用的不同，那些组织积极主张通过策略性的手段进行逐步变革，例如加大公共宣传、制定法律草案、加强自身能力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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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杠杆则属于另外一个情况。美国“自由之家”、“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开放社会研究所”共同提出倡议，呼吁使用在塞尔维亚民主过渡时期（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和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曾使用的战略——开展公民抵抗运动。美国不是要争取什么新闻自由，而是要通过信息战直接引发战争。2009年，“4月6日青年运动”大约有15名干部被送到贝尔格莱德的CANVAS组织接受短期培训。这些埃及活动分子所学到的方法后来被运用到了埃及的抗议运动之中。“埃及万岁”组织撰写的文件就是证据，该组织2011年1月26日发表的长达26页的文件，详细介绍了将“革命”引向埃及首都的技术和战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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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之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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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参与美国国务院的公共外交政策计划，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一意识形态在作祟，让这些公关企业纷纷加入。但它们这样做，也可能是因为新闻行业内的竞争气氛越来越浓。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危机已经扩散到新闻领域，新闻行业也在发生变革。从这方面看，使用脸书或者优兔这样的数字平台，能够将生产成本压到最低，同时又能及时做出报道，而且可以使用被禁播的画面，不用派全套人马到当地去，也不用在当地雇用固定的工作人员。还有部分原因是时间不够，全世界电视台包括连续播放新闻的电视频道不得不这样做，如2004年它们必须实时报道印尼大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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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配备一个受到监督的新闻窗口（《观察家》栏目）是另外一个解决方式。这个创新的模式让它在全世界只有36名记者，以及300多名在其媒体伙伴（法国电视台、法国电视一台、法国新闻社、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台、全球广播网等）工作的“分包”人员。但该电视台体系的灵活性由将近700名公民记者来保障，他们可以随时上传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实时”新闻。因此，在报道突尼斯事件时，只需要利用“那瓦特”网站上的活跃分子和几名博主就足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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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不仅能比它的法国竞争对手更早宣布突尼斯危机开始（2010年12月30日，它就在自己的《观点》栏目中播放“青年人的愤怒”的新闻），而且它的网站（France24.com）2011年1月的访问量创下新纪录，达到1040万次，法语、英语和阿拉伯语三个语言版本的网页浏览量共达到5200万次。它的流量也疯狂激增，宣布“革命”即将到来：来自突尼斯的流量增加1000%，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增加240%，来自摩洛哥的增加140%，来自埃及的增加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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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已经很好地扎根于从摩洛哥到埃及的马格里布国家，它甚至已经与自己的竞争对手半岛电视台并驾齐驱。但自2010年12月18日以来，半岛电视台超越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对西迪布济德（位于突尼斯中西部）失业问题严重而引发社会动乱的抗议事件进行大幅报道，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也是如此。而此时法国记者在非洲主要报道的是法国军队参与解决科特迪瓦危机，大力插手该国正在进行的民主过渡。后来，突尼斯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要目标，法国各媒体接踵而至，首先是广播（法国文化台，2011年1月4日报道），随后是模拟信号的电视台（法国电视五台，2011年1月11日报道），最后是数字电视台（法国专业新闻台，2011年1月13日报道）。自2010年12月初开始，纸媒主要刊发各新闻通讯社的电文。法国所有新闻机构都已做好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的准备。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果然提出放弃总统权力。各家媒体制作了大批节目包括特别节目来报道此事，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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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就是这样置身于“危机弧”地区的。当媒体报道集中在科特迪瓦、突尼斯以及蔓延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时，这些国家也就成了记者的关注重心。突尼斯总统下台是新闻报道的一个突破，也是一个起点，各家媒体都会确定自己的主要报道对象。这也适用于埃及发生的抗议事件，正是这些抗议导致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然后是2011年2月15日，将穆阿迈尔·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推向战争。只是3月11日日本发生福岛核泄漏事故才打断了这一日程。因为当时利比亚的拉斯拉努夫地区（利比亚精炼石油中心）的起义即将被卡扎菲的军队镇压下去，所以媒体才有时间竞相报道位于太平洋岸边的日本核电站事故。在经过这一段没人能解释清楚的多米诺游戏高潮之后，媒体才回归正常的工作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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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阿拉伯之春”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化身”，即那些从“革命”中“冒头”的人物（通常是为纸媒工作的博主），这是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手段。自2011年2月22日起，法德合资的网络电视台欧洲艺术电视台（ARTE）就开始介绍这样一批人物，他们分别是大学生、商人、教授、家庭主妇、医生，甚至是总统候选人。这些人来自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和也门，还有一些是来自德国和法国的移民。2011年10月23日之前（这一系列节目到2012年2月24日终止，共播放202期），共有103位目击者（占63%）出现在121期节目（占60%）里，每期为5分钟，其中一大部分目击者都是经过选择的，包括埃及的（占30%）、突尼斯的（占18%）、利比亚的和也门的（各占10%）。欧洲艺术电视台通过这一系列节目，在每期不足2分钟的时间里，与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共同分享“他们冒着巨大风险用自己手头的设备拍摄的节目，旨在传达他们的希望和疑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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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事情还包括针对外交部长米歇尔·阿利奥-玛丽策划的“令人可笑的、不体面的片段”[26]，以及在日本海啸和核事故后发生的大论战，让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演变成了法国国内事件。米歇尔·阿利奥-玛丽于2011年1月11日发表声明，建议“在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合作的框架内采取行动，保证人们有示威的权利，但同时又要保证安全”。这引发众怒，最后让她名誉扫地，她于2011年2月27日辞职。不久，另一件事接踵而至，那就是自5月14日起，围绕有意竞争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的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的性丑闻，而引发媒体连篇累牍报道，最终让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步了外交部长后尘，被送进了美国监狱，他竞选总统的事随之被人们丢到了脑后。这些事件给人的印象是，2010年至2011年的国际新闻简直就像是“连续剧”。日本海啸则具有另外一种意义：推动人们提出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内议题，并使之变成了选举战中的本质议题，这个议题也反映了整个欧洲都在担心的事情，那就是未来法国核能将走向何方。在这个问题上，某些政治团体也没有放过机会，充分利用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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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广泛报道上述问题，几乎达到了“人尽皆知”的效果，导致“危机弧”地区发生的事件更贴近了法国公共舆论关注的问题。媒体更重视策划兴趣点，并使之更符合自己的指导方针。《十字架报》也不得不跟踪国际时事，尽管这不是它的第一要务。它所做的与其他纸媒和视听媒体没有什么不同，不仅刊发新闻通讯社的电文，还添油加醋。为了赢得读者，它不得不发表描写博主（如突尼斯的索菲亚纳·贝尔哈吉、黎巴嫩的沙基卜·阿勒贾布里等）以及一些勇敢的女性（如也门的塔瓦库勒·卡曼）的文章。这家发行94 163份的天主教日报当时的兴趣点就是要制订一项新的刊行计划，加强与其读者的联系，适应新的媒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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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媒体都遵从“诱导”的原则，以便投放的信息更能符合公众的期待（这些期待本来就是媒体设立的），以确保得到更多的广告来维持生存。它在进行“自我操纵”，“内容千篇一律，不是对当天的新闻等做出分析，而是根据读者的理解来选择出版什么内容”。[28]为此，《十字架报》《解放报》《世界报》《费加罗报》《观点》《快报》《现代价值》等，这些一般不刊发同一新闻的媒体，在面对阿拉伯“革命”的问题时，立场也随着民众运动的压力在几天内悄然发生变化（一致报道这些事件）。但对关注时事的电视台来说，新闻都保持了多样性，首先是那些连播新闻的大型电视台，如法国专业新闻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法国iTELE电视台、欧洲新闻台和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等。自2010年6月1日起，欧洲新闻台就拥有了由谷歌提供的可以分辨出公众新闻需求的技术。下表中所说的“欧洲新闻趋势”就是一个捕捉流行词汇的工具，它对互联网上的搜索请求汇总后分析出结果，其目的是捕捉搜索引擎最高流量峰值的检索请求。这里的“公众”不是指一个电视台的观众，而是在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北马其顿、摩尔多瓦、黑山、俄罗斯、塞尔维亚、土耳其、乌克兰等国，所有能使用互联网的欧洲公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能才是公众真正的兴趣点，它的特点很明显，就是“杂乱”。以2011年4月1日为例，检索词形形色色，不仅可以说明民众的关注点多种多样，而且因国家不同民众的忧虑也有所区别。此外，公众搜索最多的并不是“危机弧”问题，即使搜索最多的“核辐射”，也是媒体对日本海啸大幅报道而使人们产生关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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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兴趣点与2011年4月1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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