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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阿拉伯之春”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化身”，即那些从“革命”中“冒头”的人物（通常是为纸媒工作的博主），这是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手段。自2011年2月22日起，法德合资的网络电视台欧洲艺术电视台（ARTE）就开始介绍这样一批人物，他们分别是大学生、商人、教授、家庭主妇、医生，甚至是总统候选人。这些人来自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和也门，还有一些是来自德国和法国的移民。2011年10月23日之前（这一系列节目到2012年2月24日终止，共播放202期），共有103位目击者（占63%）出现在121期节目（占60%）里，每期为5分钟，其中一大部分目击者都是经过选择的，包括埃及的（占30%）、突尼斯的（占18%）、利比亚的和也门的（各占10%）。欧洲艺术电视台通过这一系列节目，在每期不足2分钟的时间里，与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共同分享“他们冒着巨大风险用自己手头的设备拍摄的节目，旨在传达他们的希望和疑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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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事情还包括针对外交部长米歇尔·阿利奥-玛丽策划的“令人可笑的、不体面的片段”[26]，以及在日本海啸和核事故后发生的大论战，让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演变成了法国国内事件。米歇尔·阿利奥-玛丽于2011年1月11日发表声明，建议“在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合作的框架内采取行动，保证人们有示威的权利，但同时又要保证安全”。这引发众怒，最后让她名誉扫地，她于2011年2月27日辞职。不久，另一件事接踵而至，那就是自5月14日起，围绕有意竞争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的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的性丑闻，而引发媒体连篇累牍报道，最终让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步了外交部长后尘，被送进了美国监狱，他竞选总统的事随之被人们丢到了脑后。这些事件给人的印象是，2010年至2011年的国际新闻简直就像是“连续剧”。日本海啸则具有另外一种意义：推动人们提出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内议题，并使之变成了选举战中的本质议题，这个议题也反映了整个欧洲都在担心的事情，那就是未来法国核能将走向何方。在这个问题上，某些政治团体也没有放过机会，充分利用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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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广泛报道上述问题，几乎达到了“人尽皆知”的效果，导致“危机弧”地区发生的事件更贴近了法国公共舆论关注的问题。媒体更重视策划兴趣点，并使之更符合自己的指导方针。《十字架报》也不得不跟踪国际时事，尽管这不是它的第一要务。它所做的与其他纸媒和视听媒体没有什么不同，不仅刊发新闻通讯社的电文，还添油加醋。为了赢得读者，它不得不发表描写博主（如突尼斯的索菲亚纳·贝尔哈吉、黎巴嫩的沙基卜·阿勒贾布里等）以及一些勇敢的女性（如也门的塔瓦库勒·卡曼）的文章。这家发行94 163份的天主教日报当时的兴趣点就是要制订一项新的刊行计划，加强与其读者的联系，适应新的媒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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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媒体都遵从“诱导”的原则，以便投放的信息更能符合公众的期待（这些期待本来就是媒体设立的），以确保得到更多的广告来维持生存。它在进行“自我操纵”，“内容千篇一律，不是对当天的新闻等做出分析，而是根据读者的理解来选择出版什么内容”。[28]为此，《十字架报》《解放报》《世界报》《费加罗报》《观点》《快报》《现代价值》等，这些一般不刊发同一新闻的媒体，在面对阿拉伯“革命”的问题时，立场也随着民众运动的压力在几天内悄然发生变化（一致报道这些事件）。但对关注时事的电视台来说，新闻都保持了多样性，首先是那些连播新闻的大型电视台，如法国专业新闻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法国iTELE电视台、欧洲新闻台和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等。自2010年6月1日起，欧洲新闻台就拥有了由谷歌提供的可以分辨出公众新闻需求的技术。下表中所说的“欧洲新闻趋势”就是一个捕捉流行词汇的工具，它对互联网上的搜索请求汇总后分析出结果，其目的是捕捉搜索引擎最高流量峰值的检索请求。这里的“公众”不是指一个电视台的观众，而是在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北马其顿、摩尔多瓦、黑山、俄罗斯、塞尔维亚、土耳其、乌克兰等国，所有能使用互联网的欧洲公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能才是公众真正的兴趣点，它的特点很明显，就是“杂乱”。以2011年4月1日为例，检索词形形色色，不仅可以说明民众的关注点多种多样，而且因国家不同民众的忧虑也有所区别。此外，公众搜索最多的并不是“危机弧”问题，即使搜索最多的“核辐射”，也是媒体对日本海啸大幅报道而使人们产生关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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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兴趣点与2011年4月1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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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新闻台的检索工具还揭示，欧洲各国报道的新闻也不尽相同。与人们认为的存在诸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称的“地球村”相反，[29]在国际新闻方面，存在的只是“地区村”。由于没有真正的全球媒体，每家媒体都认为自己属于特殊的文化实体，按照自己的文化行事，即使在被认为是“统一的”欧洲也是如此。[30]由此，每个国际问题都是被重新定位过的，媒体的“危机弧”也避免不了这一点。比利时更关注科特迪瓦发生的事情，因为它对科特迪瓦的邻国刚果（金）更有感情。意大利对突尼斯和利比亚所发生的事情更关心，因为其国内移民主要来自这两个国家。法国更关注的可能是更具体的事情，一方面是法国的经济利益或旅游，另一方面是害怕恐怖主义升级和非法移民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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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媒体几乎一致庆祝所谓的推特革命，因为自2011年1月17日以来，人们对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产生了信任。人们也可以发现，这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地区对网络活跃分子进行培训而发挥的作用。切断互联网（特别是在埃及）让新的行为者进入了媒体空间，其中就包括不断披露美国外交文件的维基解密网站。媒体对此次事件的迷恋性报道让朱利安·阿桑奇声名大噪，[31]他是这家号称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数字网站的领头人，宣扬“保护言论自由和媒体传播自由的普遍原则”。[32]但他所获得的媒体威望很大部分归功于国际上对该网站施加的压力（即使是报复性的压力）。[33]该网站还取得了另外一个成功，那就是全世界人民对它的巨大关注，2010年12月，它在脸书网站上的粉丝达到了1 404 337人。媒体庆祝“推特革命”还有一个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密电门”事件中所公布的文件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爆发。维基解密网站的一个原则是要让传统媒体都加入它的事业中，为此它与半岛电视台建立了联系。但是，它披露的内容只被“那瓦特”网站采用过，而且传播范围只限于突尼斯。“那瓦特”网站自己也建立了一个新网站，名为“突尼斯解密”，该网站后来也名声大震，足以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和半岛电视台确实从“那瓦特”网站的人员中找到了可以提供信息的人员，以便为自己在2011年1月的“茉莉花革命”期间播放的新闻增加新内容。在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网站的信息也同样被法国媒体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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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阿拉伯之春”开始，另外一些行为者也成功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突尼斯和埃及政府切断互联网后，这些行为者吸引了很多网络活跃分子为其服务，如美国国务院及其下属机构建立的与阿桑奇的网站类似的组织——“匿名者”。该网站称，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都“单方面宣布要开放言论自由、推动民主、面向人民……‘匿名者’听到了人民的呼声”。但是，我们很难了解这个2008年诞生于美国的抗议组织的成员和目标。唯一勉强知道的是，它集中了所有相信互联网有益，并准备为捍卫言论自由、分享知识而斗争的人。[34]他们的行动或是将某些政府或官方网站的首页改头换面，或是制造网络拥堵，导致网站无法浏览。另一个行为者是2009年出现在瑞典的Telecomix网站，它对传统媒体来说可能更有用，哪怕网络被切断或被限制（如1月25日至27日在埃及，1月17日至18日、2月19日、3月3日至6日在利比亚），它也能保证让民众看到国际上发生的事情。[35]Telecomix网站可以通过“网络入侵”获得起义者拍摄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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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术支持最终让全世界媒体相信，它们所面对的“革命”现象几乎可以与伊朗革命相提并论。由于能够通过社交网站获取信息，于是记者们就认为，起义者开展示威活动是通过这些信息手段的指引。但并非全然如此，2011年1月26日在开罗散发过的一些小册子，规定不能使用“受到监视的推特和脸书网站”。小册子提醒得很及时，因为埃及警方在2011年1月1日至4月1日进行了网络监视，针对目标是与突尼斯、埃及、巴林和利比亚的抗议活动有关的关键词：突尼斯的是“西迪布济德”，埃及的是“1月25日”，巴林的是“2月14日”，利比亚的是“2月17日”，还有推文涵盖的“bit.ly”[36]所提供的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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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观察，埃及和利比亚发生的事件在推特这个新媒体上都得到了体现。“警察”自己的分析表明，他们也会根据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主要关注发生的特殊事件。推特在埃及和利比亚特别受宠爱，使用者可以通过它及时获得突尼斯和巴林的抗议事件的最新消息。使用量最高峰一般是出现戏剧化场面时，如突尼斯的本·阿里下台，珍珠广场上的纪念碑被摧毁，2011年3月18日在巴林麦纳麦出现镇压，特别是埃及主要的几次示威游行，尤其是穆巴拉克下台，等等。但同纸媒和视听媒体的某些特殊网页一样，高峰时刻很快过去。即使在推特上，也是一个信息迅速取代另一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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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观察，互联网访问的地点问题会让“推特革命”的说法失效。也就是说，要发生“推特革命”，访问必须集中在某个地区，这种信息消费才会在示威动员方面发挥作用。但是，这种消费毕竟还是地区性的而非全球性的。因此，推特更像是一个传声筒、一个桥梁，它仅表明，传统信息的来源因受到政府的监督、暴力和镇压的影响，而不太好控制。但新媒体有其重要性，这在于可以获得相对偏远国家的信息。在也门，大型媒体在那里设立的办事处很少，在叙利亚也是如此，由于国内镇压和暴力活动都很激烈，外国记者很难在那里开展工作。只有巴林例外，那里37%的警察来自邻国，他们证明阿拉伯半岛东部地区的互联网使用率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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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同，新闻报道也随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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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局面下，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革命，这在2010年11月至2011年5月解决科特迪瓦危机时表现得十分明显。表面上看，媒体的“危机弧”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高度即时性，各大新闻通讯社都使用推特或脸书社交网站，如法国媒体所采用的有关也门消息的64%来自这些网站；二是“超级信息”功能，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可以群发信息。但是，它不能产生“真正的国际新闻”，只是一些媒体噪声的综合，先通过互联网广泛扩散，然后再通过视听手段传播，最后使纸媒只能对之亦步亦趋。好像人们总是处于一种特别的局势之下，如战争、选举、体育赛事或丑闻等。结果是，媒体尽管发挥了其过滤功能，却也出现了分析能力饱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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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网络直接跟踪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形势发展17天后，法国媒体及其他西方媒体才开始对突尼斯的事情感兴趣。那些对国际时事不太感兴趣的纸媒和视听媒体一向很少提及马格里布国家，直到2010年冬天，它们才将该地区的时事列入报道日程。当时，媒体报道都聚焦在科特迪瓦危机上，因为法国军队正在那里作战。但是，法国媒体没有报道法国“独角兽行动”的情况，对它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当地法国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局势恶化的威胁。这就是媒体“分人”和“分国”进行宣传报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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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局势变得明朗化尚缺少某些鲜明的证据。媒体却欣然接受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相继发生的“革命”。但是突尼斯和埃及“去殖民地化”后建立的政权瓦解，这种表面上喜气洋洋的气氛却并未延续到利比亚，反而出现了糟糕的结局：温和的抗议最后演变成了内战。法国军队在英国、卡塔尔、美国的支持下进行军事干预，人们担心法国会像在阿富汗那样陷入泥潭。而就在此时，从2010年11月22日到2011年10月23日，喀布尔陆续传来了25名法国士兵牺牲的消息；2011年7月19日，就在利比亚起义者占领布雷加时，法国媒体都在报道萨科齐总统为在阿富汗阵亡的法国士兵举行全国哀悼的新闻。媒体在报道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时陷入泥潭，也就是说在报道整个冲突时缺乏具有震撼性的画面，或者缺乏具有重要意义的新闻，导致人们对“阿拉伯之春”逐渐丧失了兴趣。这种状况在2011年4月和7月达到最低点，直到卡扎菲死亡才重新回归平衡。英国一位专栏作家2003年时曾说：“别跟我提战争的事！”[37]同样，当叙利亚也被内战折磨时，无论是媒体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出现了漠不关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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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观察，新闻报道要晚于当地发生事件的时间。它的反应迟钝只能用日程逻辑来解释，因为法国国内热点问题（不论是政治、经济、安全还是体育方面的）的报道都要优先于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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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观察，该栏目对“危机弧”地区的新闻报道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妥协的结果，通常都缺少社会意义，这种情况是媒体制造的。也就是说，媒体事先就将这些事件设定为负面的，报道时只空洞地配上几个画面即可。所有不符合这个框架的都不能播出。结果是这一时期每家媒体都在进行“地理性描述”,[38]新闻节目最关心的主题是利比亚（占25%）、恐怖主义（占17%）、“阿拉伯之春”（占15%，重点是内战和独裁政权的镇压）、科特迪瓦（占13%）、日本（占10%）。也就是说，媒体最关心的是法国首要参与的两次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以及对于法国国家安全来说的两个威胁。其中之一是本·拉登于2011年5月2日被杀，让媒体兴趣大增，与5月30日至6月5日（第29周）媒体对“阿拉伯之春”的报道水平同等。至于另外一个核威胁，则直接让位于法国正在酝酿中的选举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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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只剩下7档节目讨论“阿拉伯之春”，主要内容是民众抗议事件、示威的规模和密度等，而且只有突尼斯（2010年1月，占6%）、埃及（1月底至2月初，占4%）和叙利亚（断断续续地从3月到6月，占4%）被提起。对所有引发当地政权垮台的事件的报道媒体都是一笔带过。尽管如此，定位于整个欧洲文化的欧洲艺术电视台总编，在阿拉伯危机的报道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富于创造性。它的《报道》栏目在每周六19点播出，还有一名为《热点》的栏目在每周二和周日的晚上播出，两个节目一直报道“阿拉伯之春”。尽管节目主题形形色色，但只有7次报道突尼斯，6次报道利比亚，5次报道叙利亚和埃及，2次报道也门，1次报道巴林。很多报道特别是报道巴林事件时使用的都是德语。该电视台主要针对精英阶层，新闻报道显得与众不同，符合该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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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方面看，法国对“危机弧”地区的以“阿拉伯之春”为核心的新闻报道呈现碎片化。这样就导致人们在认知上出现了较大偏差，同时媒体的描述与当时发生的事件不符。回顾“阿拉伯之春”这个词出现的顺序就可以表明这一点。这一表述首次出现在2011年1月16日《世界报》记者吉尔·帕里斯，对“阿拉伯民主的春天”的未来发展提出质疑的文章中。随后，法国文化台和法国电视五台的《报亭》栏目在1月30日采用了这一说法，《C dans l’air》栏目直到2月23日才开始采用。在此期间，互联网广泛使用这一称呼。2月2日，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分析家罗杰·哈迪在BBC新闻台宣布：“这不是什么‘阿拉伯之春’的开始，而是某些最肮脏的东西长期发酵的结果。”[39]但西方的想象足以使人们想起两件事，一件时间距今较久，而另一件时间距今较短。第一件事是1848年春天的民众抗议，它动摇了欧洲的旧制度，为民主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第二件事则是1989年秋天的各国获得自主，将中东欧国家重新带回到民主之中。这种丰富的想象也被人们运用到了对马格里布国家局势的分析之中，因为此时该地区人们最关注的就是西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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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阿拉伯之春”首先是意识的觉醒。特别是该地区的一部分年轻人，如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的年轻人，还有这些国家在外国的移民，如在柏林的突尼斯人萨米·本·加尔比亚。他们意识到了现代通信工具的力量，也意识到西方原来对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民主不太感兴趣。从这方面看，维基解密公布美国外交文件确实是一个转折。该事件让“那瓦特”网站的网络活跃分子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国家体制的最终目的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这些突尼斯人在恢复它的名誉方面做得足够多了吗？”[40]这种向民主进发的方式肯定会取悦西方媒体，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和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为此异常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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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2010年12月17日以来搅乱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的抗议运动不是“CNN效应”，而是“半岛电视台效应”（从地区层面看）和“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效应”（从全球层面看）。这两家电视台从“阿拉伯之春”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声誉。“半岛电视台效应”中也有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和BBC国际新闻台的贡献，“半岛电视台效应”表现在该媒体在将反抗之风吹向整个阿拉伯世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报道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埃及的新闻时充满批评意味，而且都是用阿拉伯语，阿拉伯观众对此已习以为常。但在西方，它的形象却截然不同。因为它总自以为已经公正地报道了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的问题，而它一旦披露突尼斯政权的腐败行为，并使用新媒体进行肢解突尼斯政权的宣传时，欧洲和美国媒体就认为它十分虚伪。半岛电视台变成与其他媒体没有区别的国际媒体的同时，突尼斯示威抗议的画面引起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青年人纷纷效仿。尽管半岛电视台不是“阿拉伯之春”的源头，但它的新闻报道还是让“阿拉伯之春”在整个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地区的传播变得更为容易。[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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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也有自己的责任，也有自己的阿拉伯语节目且开播时正值2010年9月，而它的节目传统上用法语和英语制作。它对科特迪瓦危机和“阿拉伯之春”的报道最终使它赢得了声誉，而这是它开播5年来一直缺乏的。与半岛电视台一样，它也曾因形象问题导致人们对其信任不足，当然这也与“法国声音”的国际影响不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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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各电视台在传播（地中海两岸国家）人民反对当权的精英领导人的思想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如西班牙青年在2011年5月15日和6月12日发起“愤怒者”行动，采用的就是埃及模式，而且是以名为“现在需要另外一种民主！”的网站为核心，还应当看到这些电视台围绕法国支援起义的利比亚人的军事干预行动，也策划了一个信息战，否则就没办法解释法国某些广播电台为证明法国“热风行动”有理而耍的把戏了。当联合国安理会还在讨论对利比亚进行武器禁运时，法国国内广播电台一名很幽默的主持人就邀请国防部长阿兰·朱佩到场做节目，大声高呼“向利比亚开战！”。4天之后，法国文化台的专栏主持人亚历山大·阿德勒也严肃地讨论起这个问题。当时被邀请的国际关系专家，在谈到法国军队已经在阿富汗、科特迪瓦和黎巴嫩作战，是否还有理由在地中海危机中再制造一场冲突时，所言甚少，倒是该台的主持人们喋喋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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