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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赫勒和西非，地盘、活动和人员的组织网络化，以及非法活动和恐怖行动的国际化，使得这块新的“灰色区域”成为该地区所有国家甚至外围国家的危险因素。事实上，它同时是通往其他地区的通道，也是后勤基地，可以招募、培训和汇集萨拉菲派组织及马格里布、撒哈拉以南非洲乃至世界“圣战者”运动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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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危机导致的武器（特别是可能威胁民用飞机的防空导弹）扩散范围临近地中海（靠近欧洲）的战略要冲。萨赫勒地区和西非经济共同体国家在能源矿产方面对西方的重要性，发展计划安全阀作用的上升，对投资和人身安全的威胁，这一切使得该区域以外的国家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及其盟友越发无法忍受，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在阿富汗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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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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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重新征服马里北部是否可期？是的，必须重新夺回马里北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接受本来完整的领土却被那些强人所难的武装组织侵犯。此外，为国家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与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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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团伙占领马里北部被证明是对该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威胁，这还涉及西非经济共同体协定的落实问题。也正是基于该协定，人们才提出向马里派遣军事力量，帮助该国重建国防和安全部队，并恢复其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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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向该国部署地区部队需要国内团结。但此时，马里还无法完全实现这样的团结，这也是为什么马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必须结束无益的对抗，并切实实现整体和解，才能在国际协助下重新收复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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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梅卢·布贝耶·马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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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重提“撒哈拉身份认同”问题：“阿拉伯之春”的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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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族群根据“撒哈拉身份认同”模式提出自己的要求，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意想不到的附加现象。许多冲突出现在国家领土的外围，是专制主义和保守主义长期肆虐的结果，也是一些平时被无视、远离反抗中心的族群希望加入全面解放进程的结果。而这些旧有冲突的再现，突然又将身份认同问题凸显出来，使其成为民族国家以及地区和国际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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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萨赫勒死亡地带横跨多国，自古就是各方势力争夺之地，是北非国家对自己及邻国的南部地区施加影响力的焦点，也是南北关系传统上长期不平等的体现。事实上，马格里布国家自独立以来，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跨境地缘政治规划，但其中共同的最根本的还是涉及跨撒哈拉边境问题。边界划分存在争议或处于未完成状态所导致的长期不稳定，这意味着双方可以在任何时候根据国内政治需要重启争端或对邻国施压，也可以对其他国家的敌对意图和行为保持暧昧。边界地区往往生活着很多族群，这里是他们蒙受伤害的前线，也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利比亚在撒哈拉争霸及夺取势力范围的冲突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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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国地理和政治始终存在分歧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利比亚主张的撒哈拉逻辑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推崇的阿拉伯或地中海逻辑，在领土划定方面一直存在冲突。不同种族间的接触层面总是越来越被忽视，一些族群最终背离中央政权，更加内倾化，他们更看重的是商品的非正式交易，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人文地理因素也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族群遵循的是氏族或家庭逻辑，而这些氏族或家庭决定了交易的形式，以及归属、团结和皈依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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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汇聚了各霸权国家的领土和政治利益，这些地区的市场可以被北非国家利用，以扩大对抗邻国的行动空间。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西撒哈拉冲突，或者阿尔及利亚与利比亚在图阿雷格族问题上表现出的敌对就证明了这一点。现状是这些地区被排挤在历史进程之外，各个族群的愿望不仅受制于敌对邻国的看法，也受那些认为其历史使命已经过时的外国势力的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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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给这些族群提供了机会，他们对一直以来禁锢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枷锁提出质疑。目前，这些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被边缘化的族群开始表达摆脱长期控制的渴望，追求社会公正，重提自身特殊性，并要求重新平等分配开发自然资源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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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和领土问题的重新凸显，将成为该地区今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持续影响转型进程和地区平衡。国内和地区层面经济、政治与安全挑战的错综交织，将成为影响撒哈拉跨境区域前途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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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把利比亚及其邻国的众多少数族群当作工具。在多国人民看来，他不是和平的维护者，而是麻烦的制造者，特别对利比亚的柏柏尔人和图布人、对马里的图阿雷格人和尼日尔人来说更是如此。在东部，西奈半岛的贝都因人被排除在旅游业的经济收益之外；在西部，撒哈拉人则被地区和国际社会遗忘了将近40年，现今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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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柏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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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的泛阿拉伯主义言论衍生自纳赛尔主义，是其统一阿拉伯世界计划的基础。萨勒姆·沙克尔和马森·佛卡尔在《利比亚柏柏尔人：不被重视的变量和意想不到的入侵》一书中指出：“人们可以认定这是一种阿拉伯‘种族主义’，那些非阿拉伯穆斯林明确地被认定为更低等，属于伊斯兰世界中的‘次级圈’。对于柏柏尔人，这位利比亚独裁者就参考中世纪阿拉伯传说，多次肯定他们的阿拉伯血统和身份……因此他即便算不上种族主义者，但本质上还是属于种族主义的，其言论是建立在阿拉伯本体优越的基础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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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此可以发现其他马格里布国家所鼓吹的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实际上无视其他非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语国家群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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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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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的柏柏尔人数量大约为70万，主要生活在该国西部的纳福沙山（因富森山）及沿海城市（祖瓦拉），属于伊巴德派；利比亚的图阿雷格人目前主要生活在西南部，在加特（横跨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图阿雷格族阿杰尔联邦）、贾奈特（阿尔及利亚西南）、吉达米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交界）、阿加德兹（尼日尔中部）也有一部分，这些地方都是往来于地中海沿岸和撒哈拉之间商队的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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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时期，柏柏尔语在教育体系、公共场所和伊巴德派的宗教活动中是被严格禁止使用的。坚持柏柏尔文化的人都受到利比亚当局的威胁。因此，一些“革命委员会”和“利比亚明天运动”（忠于卡扎菲的组织）的成员，在2009年12月攻击了柏柏尔人的城市耶弗朗，以报复柏柏尔人所提出的身份质疑。但这未能阻止利比亚柏柏尔人行动主义的发展，及与北非其他国家柏柏尔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每年在提济乌祖（卡比利）纪念“柏柏尔之春”时。直到的黎波里政权倒台，柏柏尔族的许多艺术家和斗士仍被囚禁或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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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12年2月，许多西部城市很快加入了反抗运动，并在利比亚“柏柏尔之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并不令人惊奇。利比亚边境重镇纳卢特在动乱一开始就发起了抗争活动，虽然卡扎菲曾想给那里的每个居民1200美元以换取其归顺，但该城居民予以拒绝。利比亚柏柏尔人在战争期间及战后为捍卫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性进行了积极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这将对该国政治格局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正如萨勒姆·沙克尔和马森·佛卡尔在书中所指出的：“柏柏尔语的作用从动乱开始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即便在2011年春最困难的时期，在卡扎菲军队的炮火下，柏柏尔语仍被利比亚的士兵和突尼斯的众多难民使用……许多柏柏尔士兵已经在自己语言文化的基础上来思考利比亚和柏柏尔的前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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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沿海的柏柏尔地区相比，利比亚图阿雷格地区（加特和乌巴里）一直在卡扎菲控制下，处于结构性的欠发达状态。对这位利比亚领导人来说，图阿雷格地区的人是阿拉伯人，并不存在承认或提倡其语言文化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利比亚的图阿雷格人积极地参与2011年1月底的动乱和柏柏尔人的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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