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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赫勒地区北起撒哈拉北部，南至苏丹南部热带草原，西起大西洋，东到红海。除了在地理上十分复杂，萨赫勒地区在安全层面上也正在搅动地中海，因而成为我们当前最为关注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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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认真研究这一地区地理和地缘政治形势的混乱因素，才能找到最终走出危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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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层次的威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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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萨赫勒地区存在着有组织犯罪、叛乱和恐怖主义三重威胁，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三种相互叠加的地缘政治病态和混乱因素：一是存在所谓的失败国家，已成为滋生多种形式有组织犯罪的温床；二是反叛活动和领土收复主义对国家边界提出质疑；三是萨拉菲派武装分子活动频繁。这三种地缘政治现象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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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著名的“利比亚伤口”，它是阿拉伯“革命”和最近班加西的后殖民战争带来的，而且后者还过早地被冠以“人道主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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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些威胁所带来的新变化，特别是出现在马里的政变。对这三种地缘政治病态应当从危机管理的角度进行考察，而不是去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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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有效国家主权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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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商人以及萨拉菲分子将部分图阿雷格人、哈拉廷人（源自毛里塔尼亚阿拉伯化黑人）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视为自己的工具，其所造成的萨赫勒的安全问题，与社会和经济秩序，即当地的政治治理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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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尼日尔都是欠发达国家，它们的情况类似，都很难为分散在广袤领土上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基本保障。这三个国家各自的领土都是100万平方千米左右，相当于3个德国的大小，其中靠北边的一半是沙漠。北部地区是非法商人、反叛者和恐怖分子的活动区域。那里的居民缺少与政府合作的积极性，反而对从与政府竞争的其他政治势力那里获取物质好处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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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马里和尼日尔，南部定居居民的逻辑和北部游牧民的是完全不同的。在多数情况下，游牧社会的变化必然招致那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的不满。这种被遗弃的现象随处可见，例如2007年毛里塔尼亚边境小镇就悄然竖起了马里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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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萨赫勒国家来说，未来风险还在于社会领域被伊斯兰分子侵袭。例如尼日尔的“伊扎拉社团”就瞄准了文教卫生问题。这些问题一直被政府忽视，因为政府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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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最重要的还是尼日尔、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的能力和意愿问题，即如何在卫生、司法、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发挥国家安全和社会职能。换言之，就是保证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以及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否则国家将很难保持稳定，外围沙漠地区的人也没有渠道进入上流精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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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情况下，主权的有效性涉及两种类型的问题：一个是萨赫勒国家的行动能力，包括物资上的、财政上的和人力上的。另一个是政治上的，由于多元化，任何国家政治事务的管理都应建立在保障各方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这一问题又涉及中心与外围，即马里和尼日尔的“南部黑人”与“北部白人”之间，或者毛里塔尼亚的部落与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析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施政条件，可以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央政府对外围地区的投资不足，这也是无法建立稳定的中央集权结构的原因之一。这一中心与外围的矛盾及国家固有的脆弱性导致了第二种地缘政治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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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和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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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上无所作为，萨赫勒地区失败国家必然腐败滋生，从事非法活动的势力集团和商业网络屡见不鲜。传统的走私物品主要是油料、香烟、汽车、武器和弹药，现在又增加了毒品转运，其活动范围遍及整个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沿线，一直延续到非洲之角，甚至邻近的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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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毒品交易的全球化中，萨赫勒地区已成为主要途径之一。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的可卡因，通过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的港口运进来。亚洲金三角和金新月的海洛因，通过非洲之角进行中转。这两条线路汇聚在萨赫勒，毒品从那里转向马格里布，最后到达西欧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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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西非作为毒品交易中转站和分销点的地位不断上升，主要是沿着几内亚湾的加纳、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以及西面的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由于哥伦比亚的毒枭试图开拓新的市场，北大西洋国家尤其是西班牙加利西亚海域对毒品交易打击力度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线路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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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毒枭开始将西非作为毒品交易的贮藏仓库，并开通了海空直接联系，如在几内亚比绍就设立了众多的秘密着陆点。同样还应该提到摩洛哥作为交易终端的巨大作用，欧洲的大麻主要来自该国，其交易网络同样适用于可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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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叛乱中最让人关注的还是马里的。该国由两个差异较大的地区构成，只因尼日尔河和伊斯兰教（穆斯林占全国人数的95%）这两个因素才结合在一起。南部气候湿润，主要是班巴拉人（在科特迪瓦和几内亚称马林凯人），倾向塞内加尔、几内亚和科特迪瓦。北部气候干旱，但地下资源丰富，偏向阿尔及利亚南部和尼日尔。该国既有白人（图阿雷格人、阿拉伯人、贝拉必什人），也有黑人（索加伊人、索宁克人、普尔人和贝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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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政府是在获得独立和法军撤退后才开始派军队占领北部的。1962年至1963年的叛乱虽然通过军事手段得以解决，但也给北部甚至南部人民心中留下了暴力的阴影，并使部分图阿雷格人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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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至1992年叛乱结束后签订的《国家公约》给予了北部省份特殊地位，其中的安全条款（2006年第三次叛乱结束后签订的《阿尔及尔协定》又进一步予以强化）规定北部实行非军事化，但允许建立以图阿雷格人为主的特殊混合部队。然而，这少量部队的装备非常差，可见南北之间的极度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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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部来说，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阿尔及尔协定》事实上未被执行，这成为北部再次反叛的由头。北部就在2012年4月和6月的总统与立法选举前夕又爆发了危机。利比亚的冲突磨炼了那些支持卡扎菲的图阿雷格士兵，的黎波里政权倒台后，这些在利比亚军队中服役的图阿雷格士兵撤退到了马里北部，他们携带着大量从利比亚军火库劫掠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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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危机还伴随着图阿雷格人内部领导权的斗争。以伊姆加德部落为主且亲利比亚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汇集了不满的北部白人及黑人团体，受到马里政府的高度重视。伊亚德·阿格·加利领导的“5月23日联盟”则与该运动并存，但并不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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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叛乱中，图阿雷格人都与其他部族（如索加伊人和阿拉伯人）有着复杂的关系，一会儿结成联盟，一会儿暴力对抗。政府也在利用北部的其他部族，比如一直鼓动建立索加伊和部族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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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次危机，政府使用同样的策略。但反抗运动似乎从以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即不再只代表图阿雷格人，而是作为马里北部所有部族的代表。因此，反抗运动进行了历史性的重组，以强力对抗政府，于是，2011年11月诞生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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