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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共的“群众”路线不同，国民党始终走“精英”路线。晚年孙中山虽然倡导“扶助农工”，仍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更有很大不同。国民党始终与下层民众相脱离，中共则很快成长为一个擅长群众运动的动员型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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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革命史的书写多关注“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血肉”，突显“党性”而淡化“人性”，充满“教条”而缺少“鲜活”。其实革命并不缺少“鲜活”的史料，而是史家缺少“鲜活”的眼光。如1980年代中央档案馆和部分地方档案馆合编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细致生动，至今仍少为学界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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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来考察，才能再现其“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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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期，国共两党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中国政治的走向。20年代初，基于对中国“一盘散沙”现状的焦虑，两党不约而同地厌弃西方议会政党体制而选择“以俄为师”，仿效其“民主集权”的政党体制和“党在国上”的党治体制，其影响极其深远。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欧洲革命的目的不同。“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要为个人争自由，而是要为国家争自由。而要实现国家的自由，便要牺牲个人的自由。[5]孙中山的这一主张，为国共两党所认奉。而在实践层面，共产党比国民党贯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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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也在这一时期改组“再造”。西方议会政党体制经过民初短暂的尝试后即被认为行不通而遭到中国人整体性地否弃，列宁主义政党体制取而代之。列宁主义政党体制具有排他性，不容党外有党，多党并存。对国民党而言，要么“容共”，要么“清共”，不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只有抗战前期的短暂例外）。国共之争，要么全赢，要么全输，不可能共存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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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为师”的另一成果是军队党化。军队党化，本有助于破除北洋以来军队私有化的诸多弊端，但军队为政党控制后，政党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导入武力之途。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的转移，最终由枪杆子来决定。不同的是，同样是“党军”，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枪由党来指挥，兵受“主义”训练；而国民党则异化为以军控政，以军控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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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几乎贯穿民国历史的始终，然而军事史堪称民国史研究最薄弱一环。这也许是和平年代文人治史的缺失。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如军队的层级构成与组织系统，军事集团与山头派系，战略战术与作战能力，武器装备与后勤给养，情报传递与通讯系统，政工制度与兵民关系，以及军官的出身、教育、待遇、人事升迁，士兵的招募、训练、素养、兵饷、晋升机会、官兵关系、生存状态与心理体验等等，均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野研究军队的组织形态，以军事为切入点来理解社会历史，关注武装力量与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均是军事史研究的可能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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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武主从论》（社评），天津《大公报》1927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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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庸言》第1卷第14期，191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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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恒：《现代中国政治》，广州，革新评论社，1926年3月出版，第87～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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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urgcn Osterhammel）：《中国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朱章才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0，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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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501～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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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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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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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学界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历史叙事，日益趋同。[1]与此同时，学界对《新青年》文本的诠释仍不绝如缕，更有历久弥新的趋向。[2]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较普遍的范式。而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则多为研究者漠视。《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进程。对“运动家”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关联互动则甚少注目。本章拟以《新青年》为视点，综合考察《新青年》同人、论敌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认知，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从“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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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普通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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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上只有一简单的“社告”，内中除申言“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以及“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外，其他均属于编辑体例的具体说明。[3]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虽有几分“发刊词”的意味，[4]但其所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论旨其实十分空泛。创刊号中另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5]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也顺撰《新青年》一文。[6]该文常被后来史家当作“准发刊词”解读，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7]在郑振铎的回忆中，《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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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1卷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2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9]杂志创刊号声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10]大抵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论者常以《新青年》作者日后的成就和名望来评断其撰作阵营。实际上，早期《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在五四以后才逐渐成名的，有的一直名不见经传。如第1卷的作者有高一涵、高语罕、汪叔潜、易白沙、谢无量、刘叔雅、陈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汝非、方澍、孟明、潘赞化、李穆、萧汝霖、谢鸣等人。其中高一涵当时尚在日本留学，1918年才进北京大学任教。高一涵在五四前后的知名度，可举一小事为证：1924年，高撰文发泄对商务印书馆不满，原因是他觉得商务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自己因为没有大名气而受到薄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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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其实也不能高估。1915年10月6日，陈独秀之同乡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引注：汪自称）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引注：即章士钊）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12]可见两人此前并不相知。1916年底，吴虞第一次与陈独秀通信并给《新青年》投稿时，亦不知陈独秀何许人也。次年1月21日，吴虞才从朋友处打听到陈独秀的情况，并记在日记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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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蔡元培相知较早。当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陈独秀以“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而缺乏足够的自信。[14]为使陈独秀能够顺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在向教育部申报时，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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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自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16]汪原放所称的“大叔”乃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汪孟邹。汪孟邹于1913年春天到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怂恿”的。陈独秀最初有意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出刊。而汪孟邹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汪孟邹之所以在章、陈之间作出厚此薄彼的选择，显然是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具之影响。当时陈的名气固不若章氏，新刊若需“十年、八年的功夫”才能开创局面，显然是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书局所不敢冒险投资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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