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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新文化的“运动家”对什么是“新文化”虽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后来史家却相当一致地认同了陈独秀“拥护德、赛两先生”的说法。1946年，郑振铎在纪念五四运动27周年时即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所要求的是科学与民主。这要求在今日也还继续着。我们纪念‘五四’，我们不要忘记了五四运动所要求而今日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两个目标：‘科学与民主’。我们现在还要高喊着，要求‘科学与民主’！”[130]“科学与民主”（尤其是“民主”），显然比“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更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因而最终凝固为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永久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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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后来史家在考察《新青年》杂志后发现：“《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131]《新青年》涉及的论题包括孔教、欧战、白话文、世界语、注音字母、女子贞操、偶像破坏、家族制度、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工读互助团、易卜生主义、罗素哲学、俄罗斯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宣传与社会主义讨论等众多话题。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显然不曾预想四五年后将引发一场全国规模的“新文化运动”。故上述诸话题不可能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在办刊过程中逐渐“寻觅”、“发掘”和“策划”出来的。话题中有的产生了重大反响，也有的并未获得成功[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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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刊物而言，何种主张最为反对派攻击，往往意味着该主张在当时最具反响。蔡元培总结林琴南对《新青年》的攻击集中于两点：一是“覆孔孟，铲伦常”；二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133]这两点，从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亦可得到印证。如《顺天时报》报道称：“自大学校教员陈独秀胡适之等，提倡新文学，旧派学者大为反对，于是引起新旧思潮之冲突。”[134]《北京新报》报道称：“近时北京大学教员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钱玄同诸君，提倡中国新文学，主张改用白话文体，且对于我国二千年来障碍文化桎梏思想最甚之孔孟学说，及骈散文体，为学理上之析辨。”[135]《民治日报》报道称：“今日新旧之争点，最大者为孔教与文学问题。”[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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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注意是《申报》的两次报道。1919年3月6日第一次报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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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者，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怀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其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益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演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盖以人类社会之组织与文学本有密切之关系，人类之思想更为文学实质之所存，既反对旧文学，自不能不反对旧思想也……寄语新文学诸君子，中国文学腐败已极，理应顺世界之潮流，力谋改革，诸君之提倡改革，不恤冒世俗之不韪，求文学之革新，用意亦复至善，第宜缓和其手段，毋多树敌，且不宜将旧文学之价值一笔抹杀也。[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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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16日第二次报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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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其初反对者，约十人而九，近则十人之中，赞成者二三，怀疑者三四，反对者亦仅剩三四矣，而传播此种思想之发源地，实在北京一隅，胡适之、陈独秀辈既倡改良文学之论，一方面为消极的破坏，力抨旧文学之弱点，一方面则为积极的建设，亟筑新文学之始基，其思想传导之速，与夫社会响应之众，殊令人不可拟议。[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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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而观之，当时《申报》等新闻媒体对《新青年》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文学革命，其次是反对孔教。其他“新思想”甚少进入新闻媒体的视野。这两个方面之所以会产生巨大反响，其实不难理解：文学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砸了旧式读书人的饭碗，而反对孔教则意味着推倒了旧式读书人的精神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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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后，章士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其批评所向，仍集矢于白话文学。[139]一个以政论为中心的思想文化杂志，真正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却是其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恐怕也出乎陈独秀等人的意料。《新青年》同人似乎更看重杂志在传播“新思想”方面的价值和意义。1919年底，《新青年》编辑部为重印前5卷，发布广告称：“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140]1920年1月，《新青年》在《申报》刊登广告，其广告词亦强调《新青年》是“新思想的源泉”。[141]1923年10月，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发表他写给高一涵等人的信，内称：“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142]胡适虽然没有具体解释《新青年》何以能代表一个时代，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立论则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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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戈公振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报学史》。戈氏著书的时间，正好是《新青年》终刊之际。该书对《新青年》的介绍十分简约：“初提倡文学革命，后则转入共产”。[143]五四以后，《新青年》转向提倡社会主义，1920年9月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3～1926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戈公振看到了《新青年》发展的全过程。在今天看来，戈氏的归纳显然不够全面，但他的简约概括，很可能代表了北伐前后人们对《新青年》较为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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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十年，郭湛波出版《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内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引注：指陈独秀）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144]正式坐实了《新青年》同人的自我期待和自我定位。从此以后，从思想史的角度评述《新青年》，日益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而最为时人关注、也最具实绩的文学革命，则渐渐淡出史家的视野。迟迟未能实现的理想常常为人们眷念，迅速达成的目标也迅速被人们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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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言说的“运动”亦有相当的出入，更不用提后来各方政治力量有关五四的种种叙事。微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强时，他们更多地回忆政治方面的内容；每当社会气氛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回忆适应启蒙的需要开展的文化论战。”[145]时至今日，仍有研究者倡导“根据现代化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选择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和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146]当事人的“选择性回忆”既属难免，史家再刻意“选择性研究”，有关五四的叙事势必与其历史原态愈趋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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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国知识界就开始纪念五四。从此以后，五四的纪念几乎年年进行，不曾间断。近百年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并且持久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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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李大钊在纪念五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90年来，五四纪念也确如李大钊所期望的，一直都在与时俱进，每次都要加上些“新意义”。其结果是，纪念越久，叠加的“新意义”越多，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与此同时，五四运动的本相，反而是越纪念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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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平原即注意到，中外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叙述，差异最小的是关于《新青年》部分。他举美国学者周策纵与中国学者彭明的研究为例，说明即使是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对《新青年》历史功绩的描述亦颇为接近。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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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杨士泰《近二十年国内“新文化运动”研究综述》，《廊坊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董秋英、郭汉民《1949年以来的〈新青年〉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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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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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人将《敬告青年》视作《青年杂志》的正式发刊词。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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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庸工致记者》，《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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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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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论者称，《青年杂志》采取“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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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争论集·导言》（1935年），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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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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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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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经农致胡适》（1924年1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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