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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社会运动”乃至“社会革命”之间，亦有因果链接依稀可见。“社会”被视为政治的基础，“社会的觉悟”被视为最高的觉悟，同时，“社会”又被视为一切“问题”的根源而需要“改造”，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社会”而需要“无中生有造社会”。在急于改变“一盘散沙”现状的愤激和新造“士敏土”式有机体社会的期待中，“社会改造”的声浪，迅速转化为“社会运动”，也最终导向了社会革命。傅斯年“无中生有造社会”的理想，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集权之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五四之后成为一种“恶名”，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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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日记全编》（6），第256～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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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灏：《时代的探索》，台北，中研院、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127～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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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罗志田：《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文化与政治》，《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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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克武：《严复与中国式“个人主义”的起源与发展》，《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出版者不详，2004，第293～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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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许纪霖：《个人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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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章清对此亦多有论述，参见其《“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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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灏：《时代的探索》，第127～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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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6卷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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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卷2号，19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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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6卷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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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第2卷第3期，19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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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独秀：《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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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第171～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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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胡适：《藏晖室札记》（续），《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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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罗家伦：《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新潮》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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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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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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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恽代英：《论社会主义》，《少年中国》第2卷第5号，19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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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1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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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独秀：《随感录七八：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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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期，1920年5月；《晨报》1920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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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孟真：《随感录六七：中国狗与中国人》，《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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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孟真：《社会——群众》，《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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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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