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01775
当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中共中央谆谆告诫其党员团员不要对国民党人“存嫌恶藐视心理”和“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而应该对他们努力“扶持”、“诱导”和“掖进”。[55]实际上，中共中央让其党员去“扶持”、“诱导”和“掖进”国民党，本身即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骄矜”心态。而这种心态，与中共党员受容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1703001776
1703001777
中国青年党自1923年12月成立后，至1929年8月才公开党名。在此期间，青年党对外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面目出现。[56]该党最初的计划是：“先行办报，从主义和政策的宣传，以吸引青年知识分子；期之三年，有了可以信赖的干部同志，站住脚后，然后再将青年党公开出来，以与国共两党相周旋。”[57]1924年10月，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创办《醒狮》周刊，宣传其国家主义主张。
1703001778
1703001779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青年党不仅自称“革命党”，而且以“新革命党”自诩。称“新”是为了区别于国民党之“旧”。[58]与中共党人的心态一样，在青年党人眼中，国民党人已是“过去人物”，“早失信用”，“既有二三先觉之士，亦无支配全党之能，若欧美政党之旗帜鲜明，纪律严明者，殆难以望诸彼辈”。亦充分流露出其对国民党的藐视之态。他们还批评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是一种依赖行为，“与过去人物同为一丘之貉”，有失革命党的独立精神。[59]
1703001780
1703001781
如以代际来划分，老大的国民党与新生的共产党和青年党大致分别代表了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共、青两党中不少人原来同属少年中国学会，最初为了寻找一条改造中国的道路而聚集在一起，最后又因选择不同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道路而分道扬镳。青年党在建党初期，曾经一度提议与中共建立“神圣联合”，而中共却无意于此。1924年11月，该党党魁（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曾琦在致郑伯奇的一封信中谈到：“国内共产一派之青年既加入国民党而实行‘国民革命’，在理宜与吾辈无冲突，故不佞在欧尝倡‘神圣联合’之说，盖以彼此明明尚有共同之大敌在前，即军阀与列强是也，乃彼等对于国家主义仍日肆攻击，竭力诋诬，一若军阀可恕，官僚可赦，政客可逭，而爱国派不容稍宽者。呜呼！匹夫无罪，爱国其罪，党见如此，奈之何哉！亦惟有‘各行其是’而已。”[60]
1703001782
1703001783
五卅运动发生后，中国青年党又向国民党提出“神圣联合”的建议，申言“凡主义不同、主张不合之党，皆可各保其组织，特于某一时期，某一事件，各党协商一共同之意见，而各竭其全力以相助。如此，则既无妨于各党鲜明之旗帜，又可以救共同托命之祖国。时至今日，外患已迫，吾人极愿仿法国政党之所为，与国民党及其他爱国团体实行‘神圣联合’以‘一致对外’。苟该党能放弃其联军阀之政策，则对内亦可一致进行革命。盖吾人虽不赞成‘各党混合’，却极主张‘新党联合’也”。[61]但国、共均没有回应青年党的提议。
1703001784
1703001785
中共对青年党的态度，实际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最初尚承认它是一个谋求中国独立的革命党派，只是觉得他们把士商阶级看得太重，而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因而批评青年党的国家主义是“士大夫救国论”、“秀才造反论”。虽语含讥讽，但“救国”、“造反”仍多少含有肯定的意味。当青年党公开发表批评中共和苏俄的言论后，中共开始指责青年党“把革命事业放下，反转只顾和比较革命的人为难，像那些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一样”。[62]此后，两党彼此以对方为主要论敌，笔战愈来愈猛。随着论战的升级，中共于是径称青年党为“反动派”和“反革命”，“像走狗”也升级为正式“走狗”。同样，青年党亦称中共为苏俄的“走狗”，将中共与军阀、官僚、奸商、卖国贼等归为同类，后来又将“反革命”的头衔回敬给中共。
1703001786
1703001787
北伐前后，青年党以《醒狮》周刊为“喉舌”，共产党以《中国青年》和《向导》周刊为阵地。这个时期的“主义之争”实际主要在共产党和青年党之间展开。国、共、青三党相比，国民党实际最不擅长理论宣传。北伐前后，国民党几乎没有一个堪与《向导》、《醒狮》相匹敌的理论“喉舌”。国民党虽有《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大型党报，但两报均侧重新闻报道，不似中共的《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以及青年党的《醒狮》那样专门致力于意识形态理论宣传。《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文字有时竟照搬《向导》上的言论。[63]国民党人甚至承认：“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刊所发的言论，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无不视为金科玉律，奉行惟谨，而真正宣传中国国民党主义之刊物，转寂然无所闻。”[64]其时有国民党青年埋怨国民党除了《三民主义》教条和偶尔发几个宣言、训令外，没有一个像中共《向导》那样的中枢言论机关，亦缺少面向青年的政治理论读物。[65]一位国民党青年感叹说：“我们这几年来所看见的刊物是些什么？我们谁都不能否认是《向导》、《中国青年》、《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然而这些刊物只是为共产主义而宣传。”[66]国共之间，很少在舆论宣传上公开对峙。共产党不时发表一点批评国民党的言论，虽然也会引起国民党人的不快和反感，但除偶尔表示抗议外（如对陈独秀反对北伐的言论），国民党基本上不予回应。而且在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度由共产党人毛泽东代理。西山会议派也承认：“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67]这个时期中共的几位领袖人物如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等，将相当多的精力投放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向导》周刊几乎每期都有总书记陈独秀的文章，有时整个一期全是他的文章。[68]而国民党方面，自孙中山去世后，几乎无人在思想理论宣传方面堪与中共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人相抗衡。唯有戴季陶一人公开著书立说，试图与中共进行意识形态对垒。但戴的小册子刚一出笼，就遭到中共的文字围剿，尚未来得及回击便销声匿迹。中共赠以“戴季陶主义”的帽子，实在是有些抬举了他。
1703001788
1703001789
青年党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堪称是中共的论战对手。青年党党魁曾琦亲自主编《醒狮》周刊，将主要精力致力于文字宣传。如陈独秀之于《向导》一样，《醒狮》周刊几乎每期都有曾琦的文字。曾琦甚至模仿陈独秀在《向导》发表的“寸铁”，亦在《醒狮》开辟一个“笔枪墨剑”专栏。《向导》于1922年9月创刊，到1925年11月，印数已达3万份，到1926年7月，自称销数达5万份。[69]《醒狮》于1924年10月创刊，半年后销数达到八九千份，一年后增至2万份以上。[70]这个数字虽然比不上《向导》，但以当时中国报刊的出版销售行情论，也是相当可观。因两刊均以青年学生为对象，青年党显然对中共构成了潜在威胁。[71]国、共、青三党的党员构成虽各有侧重，但青年学生均是他们竞相吸纳的对象（国、共两党基本上以青年学生为骨干，同时大量吸收工农分子，而青年党则完全偏重青年学生）。
1703001790
1703001791
青年党对国民党，远不如青、共关系之剑拔弩张。尽管青年党睥视国民党为“旧革命党”，亦不时对国民党加以批评，但在青年党看来，国家主义的全民革命理论与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理论尚有相通之处，不像与共产主义的阶级革命理论那样水火不容。1926年1月，曾琦明确指出：“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与方法上无往而不冲突，故吾人对于共产党，实无调和之可能……若夫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依孙中山先生原有之解释，与吾人实无何等冲突，予已屡次言之。惟其政纲当有待于商榷，而策略则尤不敢苟同：容许共产党跨党，一也；亲俄，二也；联军阀以制军阀，三也。此三者，无论从何方面观察，皆有害而无利。”[72]
1703001792
1703001793
国民党对青年党，虽不如中共那样花大力气去攻击，但毕竟没有好感，加之受中共的影响，视青年党人为“思想落后之徒”，有时亦不能不摆出敌对的姿态。如1926年10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训令各级党部、党报对“甘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豢养”的国家主义派努力反攻，“以期扑灭邪说”。[73]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曾通饬广东各地禁止《醒狮》报销售。广州中山大学的国家主义派教授，也被迫辞职。
1703001794
1703001795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国共两党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青年党在粤、湘、鄂、赣、皖、川等省份的处境也日趋艰难。青年党手中没有武力，北伐军所到之处难免受到打压，学校被关闭，报纸被禁止，人员被拘禁，言论与活动受钳制，不得不转入地下状态。[74]
1703001796
1703001797
当国共两党联手打压青年党的同时，两党的关系也随着北伐的推进而日趋紧张。在北伐以前，西山会议派已先行分共反共，继而又有蒋介石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南昌与武汉之间发生“迁都之争”，继而演变为“四一二”和“七一五”清党反共，国共关系完全破裂。
1703001798
1703001799
国共两党决裂后，青年党曾有意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但国民党方面并没有因反共而立即改变对青年党的排斥态度。1927年7月，青年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多数主张继续在夹攻中奋斗，一面反对共产党的“赤化”，一面反对国民党的“党治”。[75]国民党亦在武力清共的同时，对青年党人加以钳制。对南京当局而言，除了在绝俄反共这一点上与青年党有所相似外，青年党坚决反对一党专政的立场，以及它在中国各地所进行的党务组织活动，对主张“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党”的南京新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故国、青两党的敌对和对峙状态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
1703001800
1703001801
1703001802
1703001803
1703001805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革命”与“反革命”
1703001806
1703001807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中，国、共、青三党的政治理念并非如它们相互关系那样水火难容或分合诡变。如在当时胡适的印象中，“国民党、共产党及国家主义党，均为中国青年学生所提倡，然打倒军阀与解除外人之压迫，实为以上三党之共同宗旨。”[76]事实上，无论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国家主义，也无论是国民革命、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在1920年代各自都获得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响应。[77]胡适还认为，以1923年为界标，中国现代思想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之前思想倾向于个人主义，之后思想倾向于集团主义。“1923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78]国、共、青三党都强调党和国家利益至上，强调集团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三党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殊途而同归。
1703001808
1703001809
然而富有吊诡意味的是，1920年代三个以“革命”为共同诉求的民族主义政党，它们相互之间其实是争多而合少。与清末“革命派”和“改良派”之争相比，这个时期同聚在“革命”大旗下的三大党派，其争斗反显得更为激烈，也更为严酷。一方面，“革命”一词已异化成为至高无上的符咒，[79]“人人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80]“革命！怎样一个好听的名词！怎样使我的热血沸腾着呵！”“革命，是的，我们要革命！”[81]这种对革命的美好遐想和顶礼膜拜，使革命与自由、翻身、解放等字眼紧密相连。革命被建构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和使命实践的正当性。任何对革命的犹疑、迟疑、质疑和怀疑态度，都有可能被戴上一顶“假革命”、“非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帽子。一般人如果批评、质疑或亵渎革命，可能会同时得罪共产党、国民党和青年党。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胡适发表时评说是“一种革命”，即遭到国民党人的痛诋。[82]1924年段祺瑞声称以“革命”的名义，集总统和总理之权于一身，出任北京中央政府之“临时执政”，即遭到国、共、青三党的同声谴责。[83]革命在中国社会已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流话语，以至于无人敢于公开标示、揭举“反对革命”的旗帜。[84]杨荫杭在1921年时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孙文反对北方，则曰“革命”；而北方反对孙文，则曰“共弃”。[85]其后，南方国民革命军举兵北伐，北方军阀则以“反赤化”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正名。[86]军阀一方不以“反革命”为名，而以“反赤化”相号，至少在当时一般民众心目中，“革命”已深具政治正义性与合道性。当时普通社会对国民党的最大异议是“赤化”而非“革命”，[87]而国民党方面亦极力辩白自己是“革命”而非“赤化”。[88]
1703001810
1703001811
《向导》周刊（1922～1927）是中共中央的政治机关报。“革命”是该刊出现最频的中心词语。[89]依类别而言，该刊以“革命”为冠称的语词几乎涉及一切领域。“革命的”（或“革命之”）成为最常用的修饰词。“革命”的含义被极度泛化，并被建构为一种神圣的、进步的、正义的，同时意含理想与抱负、解放与自由、毁灭与新生的代码符号。与之相随，“革命化”、“革命性”、“很革命”、“最革命”、“更革命”、“真革命”、“半革命”、“假革命”、“非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等概念也应运而生。可以说，1920年代是大量与革命相关的新词汇进入中国语言的时代。1950～197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各类“革命”语词，几乎都能在这个时期的《向导》周刊中找到。革命中各种命名的变化，预示着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的变化。
1703001812
1703001813
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政党之间，乃至同一政党的不同派系和人物之间，对“革命”的定义和阐释时有差异，而且变动不居。1923年1月，陈独秀撰写专文论述“革命与反革命”。陈氏虽然发表过大量涉论革命的文字，但专门从学理上阐发“革命”则不多见。陈独秀强调，对“革命”的定义应以社会组织进化为条件，不应以武力暴动为特征。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兵争之祸有四：一是外患，二是内乱，三是革命，四是反革命。这四者都以武力暴动为手段。而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社会组织进化的战争，后者是社会组织退化的战争。革命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之“顿变”现象。革命是一种神圣事业，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但另一方面，陈独秀又认为，革命既以“进化”为准则，则判断一个阶级、一个党派革命与否，其标准不是绝对的和静止不变的。“一个阶级一个党派在前是革命的，在后是反革命的。动的社会进化日在新陈代谢之中。一个静的阶级党派，对于障碍他进化的旧阶级党派，他是新的、革命的，同时对于比他更进化的阶级党派，他便变成旧的、反革命的及新的阶级党派进化的障碍物了。”换言之，一个阶级或一个党派有可能同时兼具“革命”与“反革命”的双重属性。“一个党派的理想，一个人的行为，同时能建革命的功劳，也能造反革命的罪恶。”陈独秀举例说，秦始皇以武力兼并六国，建设统一的政制，建设统一的文字，这是革命的，至于焚书坑儒压迫言论，便是反革命的了。康梁一派人在戊戌变政时代是属于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以后则完全取反革命的行动了。民主派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革命的，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便是反革命的了。[90]
1703001814
1703001815
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则认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91]由于毛泽东不是专门从学理上阐释“革命”，自然不能脱离这一论断的语境而断章取义。不过，毛氏强调革命的阶级性和暴力性则是显而易见的。
1703001816
1703001817
与毛泽东对“革命”的狭义诠释相比，蒋介石对“革命”的演绎则要宽泛得多：“人类应为的工作，不单关于政治要革命，社会也要革命，科学也要革命。政治不革命，政治不能进步；社会不革命，社会不能进步；科学不革命，科学也不能进步。多一番革命，便多一番进步，便多一番改良；不革命即不能进步，不会改良。所以革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界若各做各的事情，不同向革命的路上走，那是大错而特错。现在的潮流，已成为革命的潮流，无论何事都要革命。政府不良，人民要革政府的命；学校不良，学生要革学校的命；个人自身不良，自己也要革自己的命，这才可免归于退化之列……能革自己的命，才能革他人的命。”[92]像蒋介石这样对“革命”之宽泛无边的解义，说明“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理想和道德正义化的同时，也潜伏着粗疏、浮泛和任意化的趋势。
1703001818
1703001819
正是这种神圣化与任意化的两极悖论，导致不同的政党和不同的派系竞相争夺和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争夺“革命”的正统，并试图建立各自对“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而贬斥对手和潜在同盟者为“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国民党一再自称是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孙中山容共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担心中共“独树一帜与吾党争衡”。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直接要求中共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宣称“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93]但在共产党和青年党看来，国民党已经是“腐化”、“落伍”的“旧革命党”，自己才是“新革命党”。中共还按照社会人群的经济地位，分别划分出反革命、半反革命、中立、革命和最革命等不同阶级，坚信自己是最革命、最先进阶级的代表。革命直接与阶级结缘。革命被解释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阶级对立、阶级斗争被视为革命的直接动因。于是一些阶级被认定为革命的动力，一些阶级被认定是革命的对象。即使自己并未意识到属于什么阶级，也被不容分说地予以归类；在自己公开表明对革命的真实态度以前，早已被先天性地归入到了不同的政治阵营。[94]
1703001820
1703001821
主张革命和反对革命本是政治态度的不同抉择，最初并无善恶或对错之分，然而当革命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诉求之后，当革命成为各方竞逐的神圣符码之后，当革命成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之后，“反革命”被建构为一种最大之“恶”和最恶之“罪”，从此再没有人愿意被污名或被标签为“反革命”。1922年，杨荫杭注意到各派军阀所发电报与文告中，攻击他党之辞，“一则曰卖国，再则曰违背道德、违背法律”。“骂人卖国”尤为各派之通用手段，“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95]说明“卖国”在当时是一种人所共弃的政治污名。而是时“反革命”一词刚刚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尚未成为流行语。“反革命”一词源自苏俄布尔什维克的谴责性语言。1920年代使用该词最早也最频的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党指责中共说：“共产党人动辄自炫新奇而以复古讥人，自诩进步而以反动骂人，自夸革命而以反革命诬人。国人之怯懦者往往为其气焰所慑，屏息而不敢辩。”[96]中共话语的这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国民党人更深有体会：“自从共产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动辄拿‘革命’和‘反革命’字样劫持中国国民党员，强使接受共产党所定的一切口号。一般党员为力避‘反革命’嫌疑计，不论何种问题，总要以最革命自居，而以‘反革命’为大戒。”[97]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宣布禁止使用“左派”、“右派”等“怪名词”。他说：“年来共产党分化我党政策，无所不用其极，造作‘左派’、‘右派’、‘西山会议派’、‘新右派’等等名词，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98]胡汉民在清党反共后，对中共的口号威力仍心存余悸，认为口号是中共的一大利器，“即社会上耳熟口顺恬不为怪者……多半为共产党所制造”，“国民党人忽焉不察，随声呼喝，不久而社会观听为之动摇，遂至党内外误会，纷乱之事，层见层出。智者莫由究诘，勇者无法自存。”[99]富有煽动性的名词口号能产生如此巨大之威力，早期中共宣传造势和动员群众之能量，恐怕尚超乎我们既有认知之上。
1703001822
1703001823
不过，一个口号或一个名词之能否产生威力，亦当视时空语境而定。如“反革命”之名只有赐封给那些认同革命的人，才会有被污或受侮之感，而对那些本来就不认同革命的人来说，“反革命”话语的威慑力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1703001824
[
上一页 ]
[ :1.70300177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