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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革命和反对革命本是政治态度的不同抉择，最初并无善恶或对错之分，然而当革命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诉求之后，当革命成为各方竞逐的神圣符码之后，当革命成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之后，“反革命”被建构为一种最大之“恶”和最恶之“罪”，从此再没有人愿意被污名或被标签为“反革命”。1922年，杨荫杭注意到各派军阀所发电报与文告中，攻击他党之辞，“一则曰卖国，再则曰违背道德、违背法律”。“骂人卖国”尤为各派之通用手段，“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95]说明“卖国”在当时是一种人所共弃的政治污名。而是时“反革命”一词刚刚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尚未成为流行语。“反革命”一词源自苏俄布尔什维克的谴责性语言。1920年代使用该词最早也最频的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党指责中共说：“共产党人动辄自炫新奇而以复古讥人，自诩进步而以反动骂人，自夸革命而以反革命诬人。国人之怯懦者往往为其气焰所慑，屏息而不敢辩。”[96]中共话语的这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国民党人更深有体会：“自从共产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动辄拿‘革命’和‘反革命’字样劫持中国国民党员，强使接受共产党所定的一切口号。一般党员为力避‘反革命’嫌疑计，不论何种问题，总要以最革命自居，而以‘反革命’为大戒。”[97]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宣布禁止使用“左派”、“右派”等“怪名词”。他说：“年来共产党分化我党政策，无所不用其极，造作‘左派’、‘右派’、‘西山会议派’、‘新右派’等等名词，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98]胡汉民在清党反共后，对中共的口号威力仍心存余悸，认为口号是中共的一大利器，“即社会上耳熟口顺恬不为怪者……多半为共产党所制造”，“国民党人忽焉不察，随声呼喝，不久而社会观听为之动摇，遂至党内外误会，纷乱之事，层见层出。智者莫由究诘，勇者无法自存。”[99]富有煽动性的名词口号能产生如此巨大之威力，早期中共宣传造势和动员群众之能量，恐怕尚超乎我们既有认知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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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个口号或一个名词之能否产生威力，亦当视时空语境而定。如“反革命”之名只有赐封给那些认同革命的人，才会有被污或受侮之感，而对那些本来就不认同革命的人来说，“反革命”话语的威慑力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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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或激进与温和之别，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你死我活。而且“反革命”是一个极为灵活的概念，可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涵括许多不同的敌对阶层。如中共对国民党左、右派的划分和定性即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将右派、左派都划在革命阵营之内，后来称左派为革命派，右派为不革命派，再后来则称左派为革命派，右派为反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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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应严重处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之决议后，《国闻周报》即发表评论说：“‘官吏豪绅’四字尚有范围，‘一切反革命者’六字颇难解释。”[100]“颇难解释”，实指其内涵宽泛无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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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进程中，随着国共斗争和国民党内部分化的加剧，“反革命”也成为对立各方互相攻讦的武器。当宁汉分裂时，即有舆论指出：“今武汉与沪宁二派，同是国民党，向来同一主张，谁主谁客，举世莫辨，乃武汉以沪宁派为反革命，而大张挞伐，沪宁又以武汉派为反革命，而极口诋。”[101]当时人还注意到：“大凡要陷害他人，只须任封一个‘反动’和‘反革命’的罪号，便足置对方于死地而有余。”[102]在这一过程中，“革命”话语日趋于专断，同时又隐含着相当的任意性。[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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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置身于革命之外的北方舆论界对南方国共两党的“革命”话语之任意性与专断性，给予了高度敏锐的观察。如天津《大公报》曾发表社评，对南方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详加评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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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所传各种口号中，有所谓打倒一切反革命者。反革命当指反对革命之行动言。或曰：非也。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然何不云打倒一切不革命，而必曰打倒一切反革命？知反革命与不革命异义。或曰：苟非反革命，何以不革命？不革命是果，反革命是因。既云打倒一切反革命，则不革命者自在应行打倒之列可知。今即假定反革命兼积极、消极两面而言，试问今之所谓革命者，性质何属？易言之，即是社会革命或是单纯政治革命。而主张社会革命者，反对单纯的政治革命；主张单纯的政治革命者，反对社会革命。二者当然同时具有革命与反革命两重资格。即同时主张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者，或主张由政治革命以推行其社会革命，或主张由社会革命以完成其政治革命，其所取径，完全相反，是亦可互斥为反革命。即同是主张社会革命者，或以启世界改造之绪，或以奠中国改造之基，此其根柢，亦绝对相反，是亦可互斥为反革命。凡此所云，皆革命而非不革命者也。主客不同，正反立异……然则同是革命，所遇之人，主张不同，我之所谓革命，即彼之所谓反革命；同是一种革命，所遇之人，主张忽变，是彼前之所谓革命，又即彼今之所谓反革命，如是欲求客观的为反革命下一明确之定义，必革命先限定一种主张……谁革命谁反革命，本已不易辨识，主张革命者，既不一其类，一类之主张，又时有反复，尽中国皆革命之人，亦尽中国皆反革命之人……今之言打倒一切反革命者，纯是主观的，直率言之，别人皆不足言革命，我乃是革命，反对我即是反对革命……如此革命，何怪于人之不革命。微特不革命，恐真正反革命者，将由是而起矣。[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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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注意到“谁革命谁反革命”之不易辨识，不同的革命主张、不同的革命目标、不同的革命取径和不同的革命手段，均相互隐含着“反革命”的因子，或同时具有“革命”与“反革命”的双重属性。而“革命”与“反革命”之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更令人感叹“革命”与“反革命”毫无客观准则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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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写过一篇杂文，文中这样写道：“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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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个名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提案，内中要求法院可以无须审问，径凭国民党党部一纸证明，便可对“反革命分子”定罪处刑。这一做法无疑是“反革命”罪无限上纲和无限滥化的极致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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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至1920年代，随着革命在中国的潮涨潮落，革命话语亦一直处于流变与演化之中。1920年代国、共、青三党都主张革命而反对改良，认为革命是一了百了地解决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这种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使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和真理化。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国、共、青三党分别以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依归来诠释其“革命”行径，使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又意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三党唯己独革、唯己最革的内在逻辑理路和策略考量，将“革命”与“反革命”建构成为一种圣与魔，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对峙，并借助武力和符号暴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削弱对方，乃至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激变为你死我活的血腥屠杀和军事较量。在这一过程中，截然两分的“革命”与“反革命”，却因变动不居和毫无客观准则可言，而令那些置身时局之外的人感到“难以辨识”和并不那么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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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符码。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主要指观念层面）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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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郭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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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邹谠：《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新路向》，《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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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年来，学界有关近代中国“革命”话语之学术性讨论，主要有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2003年12月；吕芳上：《从改革与革命到告别革命：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省思》，孙康宜、吕芳上编《变：新局面的创革》，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丛刊第10号，2001年；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台北）第11卷第1期，2000年。此外，尚有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9。该书大体属于非学术研究性的随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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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等流亡日本，抵达神户时，见当地报纸载有“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之消息。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但此事不见于孙中山本人记述。冯氏之事后忆述未必可信。据安井三吉、陈德仁等学者考查当时日本报纸，亦未见此种记载。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第100～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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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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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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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第46～48合号，190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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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吕芳上在《从改革与革命到告别革命：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省思》（孙康宜、吕芳上编《变：新局面的创革》）一文中提出：从今天来看当时戏剧性的历史转变，我们不禁要追问：接受“革命”这一口号的心理障碍是什么？为什么一旦“革命”代替了“民权”，“革命”却找不到别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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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绪论，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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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中山：《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1910年2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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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5，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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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孙中山：《改造中国之第一步》（1919年10月8日），《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3，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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