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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个名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提案，内中要求法院可以无须审问，径凭国民党党部一纸证明，便可对“反革命分子”定罪处刑。这一做法无疑是“反革命”罪无限上纲和无限滥化的极致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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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至1920年代，随着革命在中国的潮涨潮落，革命话语亦一直处于流变与演化之中。1920年代国、共、青三党都主张革命而反对改良，认为革命是一了百了地解决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这种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使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和真理化。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国、共、青三党分别以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依归来诠释其“革命”行径，使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又意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三党唯己独革、唯己最革的内在逻辑理路和策略考量，将“革命”与“反革命”建构成为一种圣与魔，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对峙，并借助武力和符号暴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削弱对方，乃至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激变为你死我活的血腥屠杀和军事较量。在这一过程中，截然两分的“革命”与“反革命”，却因变动不居和毫无客观准则可言，而令那些置身时局之外的人感到“难以辨识”和并不那么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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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符码。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主要指观念层面）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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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郭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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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邹谠：《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新路向》，《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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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年来，学界有关近代中国“革命”话语之学术性讨论，主要有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2003年12月；吕芳上：《从改革与革命到告别革命：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省思》，孙康宜、吕芳上编《变：新局面的创革》，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丛刊第10号，2001年；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台北）第11卷第1期，2000年。此外，尚有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9。该书大体属于非学术研究性的随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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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等流亡日本，抵达神户时，见当地报纸载有“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之消息。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但此事不见于孙中山本人记述。冯氏之事后忆述未必可信。据安井三吉、陈德仁等学者考查当时日本报纸，亦未见此种记载。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第100～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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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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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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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第46～48合号，190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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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吕芳上在《从改革与革命到告别革命：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省思》（孙康宜、吕芳上编《变：新局面的创革》）一文中提出：从今天来看当时戏剧性的历史转变，我们不禁要追问：接受“革命”这一口号的心理障碍是什么？为什么一旦“革命”代替了“民权”，“革命”却找不到别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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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绪论，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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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中山：《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1910年2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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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5，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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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孙中山：《改造中国之第一步》（1919年10月8日），《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73，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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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可测》（社评），天津《大公报》1927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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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一位名为“化鲁”的作者即在《东方杂志》接连发表文章呼吁革命：“政治建设唯有经过大革命与破坏后才能成功。再说得彻底些，平和是不能无代价得来的，平和的代价就只是鲜红的血”；“现在该不是爱平和的时候了，政局已弄得走投无路，便要忍耐也无可忍耐了。暴力虽不能驱除暴力，但正规的力是可以驱除暴力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国民的正规的力。”“现在的中国非经过武力的革命，不能收拾。武力革命的结果，必不免趋入极端。”见化鲁《“爱平和的”的中国人》、《棒喝主义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2、19号，1923年6、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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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二十一世纪》总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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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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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陈独秀：《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第128期，192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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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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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据考证，“国民革命”一词最早出现于1906年由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但此后16年间未见再使用，直到1922年中共重新赋予其新的内涵后，才逐渐风靡。参见金冲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第115～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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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辟谣》，《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4期，1924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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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拙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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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19年俄共党章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第589～600页。江田宪治认为，1924年国民党党章是以1922年俄共党章为样本。（江田宪治：《1920年代的民主主义——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中心》，狭间直树编《1920年代的中国》，汲古书院，1995，第104页）其说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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