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02109
1703002110
表4-1 五四期刊“反革命”一词出现次数
1703002111
1703002112
1703002113
1703002114
1703002115
北伐前夕，“反革命”一词已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级中流传开来。1925年9月，《现代评论》杂志有文指出：
1703002116
1703002117
现在社会里面——尤其是在知识阶级里面，有一种流行名词“反革命”，专用以加于政敌或异己者。只这三个字便可以完全取消异己者之人格，否认异己者之举动。其意义之重大，比之“卖国贼”“亡国奴”还要厉害，简直便是大逆不道。被加这种名词的人，顿觉得五内惶惑，四肢无主，好象宣布了死刑是的。[25]
1703002118
1703002119
《反革命罪条例》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历史上首次立法将“反革命”定为一种刑事罪名。鉴于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两党联合执掌，因而也可以说，“反革命罪”的出笼，是国共两党共同推出的。《反革命罪条例》的出台，意味着“反革命”由一个谴责性的政治话语，提升为一种严厉的刑事罪名。
1703002120
1703002121
据司法部长徐谦介绍，《反革命罪条例》是参考苏联“新刑律”而制定的。笔者考证，徐谦所称的苏联“新刑律”，当指1926年制定、192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苏俄刑法典》。该法典的“分则”第一章，即为“反革命罪”。[26]不过，1927年2月2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专门颁行《国事罪条例》，该条例又名《反革命罪及对苏联特别危险的妨害管理秩序罪条例》。[27]而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2月9日通过的《反革命罪条例》，其条文内容与后者更接近（参见表4-2）。这意味着武汉国民政府在制订《反革命罪条例》时，很可能参考了苏联尚未正式颁行的《国事罪条例》草案。考虑到当时武汉政府直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廷指导，以及“联俄”、“师俄”的历史背景，这一情形自不足为奇。
1703002122
1703002123
1927年2月10日，亦即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通过《反革命罪条例》之翌日，“人民审判委员会”即首次运用该条例，审判陈嘉谟和刘玉春。这一案件被直接定名为“陈刘反革命案”。[28]陈嘉谟和刘玉春也许做梦也不曾料想，他们竟会成为中国历史上被“人民审判”的“反革命犯”的鼻祖。如同“反革命罪”一样，“人民审判”也是仿效苏俄的产物。审判委员会由党政军各机关、各民众团体的“人民”代表15人组成。司法部长徐谦为审判委员会主席。因“人民审判”“反革命案”的新奇性，各方新闻记者和数百人前来旁听。
1703002124
1703002125
审判程序颇具仪式色彩，先由“人民论告”代表控告，继由“国家论告”代表控告，所控陈、刘犯罪事实包括“抗拒革命军”、“牵制革命军”、“惨杀革命同志”、“压迫革命运动”、“以人民为护符”、“放火掠夺”、“残害人民”等，并声称陈、刘之罪，“罪不容诛，希望人民审判委员会，执行无上威权，以革命之法律，立时解决，以为反革命者戒”。法庭在详细审问陈、刘之后，还要求两人发表受审“感言”。
1703002126
1703002127
陈嘉谟胆小惶恐，申言“因从前未读革命书，不知道为反革命”，“现读革命书，非常觉悟，甚佩服孙总理，并甚信三民主义，深知从前之非，实为惭愧。”刘玉春则正襟危坐，态度强顽，虽然也声称“观《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甚佩服革命军”，但一再强调“我是服从长官命令，不敢承认有罪”。“即承认犯反革命罪，亦是代长官犯罪。”[29]
1703002128
1703002129
郭沫若当时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任职。刘玉春被俘后，郭沫若曾和他有过一次“对谈”。刘向郭解释他之所以死守孤城，是“忠于军人职守”，军人“只晓得服从上官命令”。若干年后，郭沫若回忆北伐战史时，尚觉得刘玉春“很真率”，“在旧军人中的确要算是难得的一个人物”。[30]正如齐锡生在《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一书中所指出的，北洋军阀内部亦有一定的行为准则，如特别重视对上级主官的忠诚，重视旧的伦理道德等。[31]尤其对上级主官忠诚是一种最受推崇的“美德”。刘玉春死守孤城，不仅仅体现他如何“勇”，更体现他对上司吴佩孚如何“忠”。当时社会舆论对他的赞许亦在于此。刘玉春后来回忆说，当吴佩孚决定要坚守武昌城时，“诸将领皆言武昌城大兵单，不易守，不如退师江北”，但吴佩孚斥责说：“尔等在湖北多年，当为湖北守省城，若弃省城，是弃湖北也。”当吴佩孚任命他为武昌守城总司令时，刘玉春深知“守城难”，但考虑到自己应该“报答”吴佩孚，遂受命。[32]刘玉春之所以要对吴佩孚“报恩”，乃因两年前，刘一度被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勤排斥而被解除旅长职，转而投奔吴佩孚，被吴氏接纳并“引为心腹”，委以“高等军事顾问”等要职。刘因此对吴佩孚“感激入骨，愿为之死”，“所以决心图报者在此，所以始终不渝者亦即在此耳”。[33]
1703002130
1703002131
但是，刘玉春对上司吴佩孚的“报恩”和“忠诚”，虽在北洋军阀的行为准则中被视为“美德”，却有悖于革命军的新道德规范。新的道德规范乃以“人民”利益为核心，对个人的“忠诚”显然不能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正如郭沫若在和刘玉春“对谈”时所强调的：军人固然要服从上官命令，但“军人的天职是在保卫人民的，所该服从的命令是保卫人民的命令”，“不是专为某一个人效奔走犬马之劳”。[34]在刘玉春自认是“忠于职守”的行为，在北伐军的新伦理中，则成了违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三年后（1930年），刘玉春回忆武汉受审情节，曾有如下描述：
1703002132
1703002133
徐谦曰：尔何不早降？
1703002134
1703002135
玉春曰：玉春是国家大将，有守土之责，若是革命军中大将，见枪响即投降，诸公以为何如？
1703002136
1703002137
徐谦无以对，又曰：尔是反革命！
1703002138
1703002139
玉春曰：汝言又差矣，我从未入革命党，何言反革命！中国人民四万万，隶革命军者不过二十余万，其余者皆反革命耶！[35]
1703002140
1703002141
细察陈、刘两人的“感言”和答词，颇具别样意味。陈氏认为，从前没有读过革命书，既不知什么是革命，也不知什么是反革命。同样在刘氏看来，只有革命的人才有反革命的资格，而本来就不知革命为何物的人，何言反革命。这是一个颇堪注意的论理。对革命者而言，被称作“反革命”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而对那些本来就不认同革命的人来说，被称作“反革命”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1703002142
1703002143
刘玉春还辩称，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没有参加革命，“不革命”并非都是“反革命”。他也许不知，在当时国共两党的言说中，“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如蒋介石训诫黄埔学生说：“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逆’。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寇仇’。”“不为革命，便为叛逆。”“所以不革命这句话，简直就是说反革命罢了。没有不革命的人，而不做反革命的。”[36]毛泽东与彭述之当时分别担任国、共两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毛为代理），主掌两党的意识形态诠释与宣导。两人的下列表述大体相似。彭氏斩钉截铁地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最坚决的时期了：不革命，便要反革命。”[37]毛氏也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革命派、反革命派已到了短兵相接时候……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从前灰色的中立的面具现在是不能再戴着了。”[38]毛泽东还进一步将这种两极分化理论运用于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分析：“现在世界上局面，乃革命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争斗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赤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擎著，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都集于其旗帜之下，站在一边；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擎著，号召全世界反革命分子都集于其旗帜之下，站在另一边。那些中间阶级，在西洋如所谓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所谓国家主义派等类，必须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39]
1703002144
1703002145
国共两党精英的革命话语内涵虽有出入，其内在逻辑理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革命”与“反革命”，非白即黑，非圣即魔，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中立派”、“中间派”、“骑墙派”、“第三种人”或难于自存，或备受谴责和排斥，甚至认为“不革命”比“反革命”更可恶，更危险，因为“不革命则真意未可知，尚有反复余地，至反革命斯无复能反复矣”。[40]当时北方的《大公报》对此发表社评曰：“国人喜言革命，而不革命者实居多数……乃今之言曰：‘不革命即是反革命’，令人已无回翔余地。”[41]
1703002146
1703002147
1703002148
1703002149
1703002150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1703000712]
1703002151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杀鸡吓猴”
1703002152
1703002153
为了审判陈嘉谟和刘玉春，专门制定一个法律条例；为了审判陈嘉谟和刘玉春，专门成立一个“人民审判委员会”。就《反革命罪条例》的严厉性而言，陈、刘两人定处极刑；就审判现场的气势而论，陈、刘更是难逃法网。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大出人们的意料。2月10日的审判，虽然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却以“择日再判”而收场。而所谓“择日再判”实际成为“不了了之”的遁词。而这一切，似乎早有“预谋”。就在审判前夕，审判委员会主席徐谦已向外界透露，将对陈、刘“从宽发落”。[42]这意味着，法庭煞有介事的审问，不过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政治秀”。
1703002154
1703002155
武汉政府对陈、刘何以审而不判，各方说法不一。当时外间猜测，是为了“怀柔”北洋军队，以广招徕。只是武汉“民众”强烈要求公审，不审不足以平民愤，于是审判乃成了一场政治“表演”。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革命党人，其对中国旧的道德伦理，可能仍怀有相当的敬畏。“忠诚”、“孝顺”、“服从”，正是中国传统伦理所推崇的“美德”。亦因为此，刘玉春死守孤城时的“勇烈”，刘被俘后的“可杀不可辱”及在法庭上的“凛然大气”，一再博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即使在北伐军一方，亦不乏“佩服”刘玉春，甚至称许他为“英雄”者。[43]据刘玉春称，他被俘后，不仅没有被虐待，反而受到礼遇。蒋介石、唐生智、张发奎等北伐军将领或遣人问候，或亲到其居处慰问。[44]包惠僧在回忆录中，也认为刘玉春是一个“硬汉”，并称“刘玉春的为人处事，得到很多人的同情，邓演达对他还有点爱才之意；但刘玉春愿意当俘虏，不愿意当降将，结果把他同陈嘉谟一起关了几个月释放了”。[45]宁汉分裂后，武汉方面的唐生智、张发奎有意起用刘玉春襄助军事，任命刘玉春为军事参议、北路总指挥。未久，宁汉合流，唐生智宣布下野，刘玉春辞职北返，隐居天津，于1932年5月逝世。陈嘉谟亦于宁汉分裂后获释，抗战时死于天津。[46]
1703002156
1703002157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速记录清楚显示，《反革命罪条例》完全是为审判陈嘉谟和刘玉春而制定的。陈、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被审判的“反革命犯”应无疑义。本章最初的写作计划亦到此为止。然而，当笔者翻阅苏联人巴库林写的《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时，有一段文字分外醒目：
1703002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