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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罪等》（社评），天津《大公报》1927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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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罪等》（社评），天津《大公报》1927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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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武昌审判陈刘，徐谦谓拟从宽发落》，天津《大公报》1927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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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刘玉春：《百战归田录》卷2，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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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刘玉春：《百战归田录》卷2，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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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包惠僧还认为：“这样的做法，共产党和革命的民众都是一致反对的，但是没有得到军事当局的同意，因此也引起了革命民众的愤怒，也是激起了大革命时期革命高潮的一个因素。”见《包惠僧回忆录》，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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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袁润之：《我所知道的刘玉春》，李懋东《陈嘉谟其人》，均载《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3辑，第91～98页；任锦堂：《我所知道的刘玉春》，《湖北文史资料》1989年第2辑（总第27辑），第229～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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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郑厚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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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17日，本书所引蒋日记均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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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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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1927年2月19日），清党运动急进会编印《清党运动》，1927，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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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唐有壬：《甚么是反革命》，《现代评论》第2卷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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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见老圃（杨荫杭）：《解决时局谈》，《申报》1922年2月24～26日，见氏著《老圃遗文辑》，第528～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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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英竞：《甚么是反革命》、《还有些反革命啊（一）》、《还有些反革命啊（二）》，《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4日，2月9、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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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参见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959～9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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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在修改和废除“反革命罪”的过程中，中国法学界曾引发过一场风波，一派学者认为，“反革命”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历史变异性，作为刑事罪名很不规范，而其构成要件之一的“以反革命为目的”在实践中又很难认定，主张废除这一罪名，改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另一派学者则主张保留“反革命罪”，认为“取消刑法上的反革命罪是一个危险的抉择，它必将极大地削弱我们同反革命的斗争，从而给人民民主专政带来危害”。这场论辩最后以前派意见被接受而告终。参见侯国云、李然《关于更改反革命罪名的风波》，《法学》1998年第9期；石塚迅《中国における“反革命罪”の名称变更と言论の自由》，《现代中国》（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主办）第74号，200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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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五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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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的重要转型时期。[1]在短暂的五六年间，中共由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五六万人。[2]这是否意味着中共这样一个外来的“国际性”政党组织，[3]已经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并在一定程度上楔入了中国底层社会？近代以来，中国人借鉴和移植外国的知识和制度，多半“水土不服”。那么中共在向中国社会渗入的过程中，其遭际又是如何？本章试图考察早期（1925～1927）中共在上海都市社会的组织动员。在1920年代上海纷繁复杂的都市环境里，中共如何立足生存，如何扩张组织，如何动员民众，采取了何种策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诸如此类，均值得我们饶有兴味地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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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共早期革命的大本营和重要的活动基地。在1925～1927年间，中共在广东和两湖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大革命。不过，当时中共认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上海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大都市开展革命，才最具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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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选择研究上海，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文献相对完好地保存大有关系。1925～1927年间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文献，尤其是中共上海区委[4]历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保存相当丰富。1980年代，中共中央档案馆与上海市档案馆联合编辑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这套《文件汇集》分甲、乙两编。甲编按组织机构分为八册，如上海区委文件、区委各部[5]文件、区委下属各部委[6]文件，以及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工会等群众团体文件等。乙编为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之专辑，共六册。甲、乙两编均非正式出版品，注明为“馆藏本，供内部使用”。不过，甲编八册坊间早有流传。唯乙编六册控制最严，外间基本上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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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中共地方组织的相关文献资料大量汇编出版，为中共党史研究在进行全局性的宏观鸟瞰的同时，兼及区域性的微观细察提供了可能性。这些文件不同于中央高层的理论性、计划性和宣传性的文件，内容多为地方各级组织的工作汇报、请示材料以及上级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性文件和会议决策过程记录。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情况。这些文件当时是高度保密的，从未打算公开甚至保存下来，内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浅甚至不知名的党内基层干部之手，行文和内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饰，有的文句不通顺，错别字亦不少见，但亦因此而更显生动、鲜活。如中共上海区委的会议记录几近完整地保存下来，尤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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