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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党章，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必须开除：无故连续三次不到会；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连续四个星期不为党服务。但上海区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规定：“非万不得已实在无希望之同志，不可开除。”[17]可见其组织实践与规章制度存有相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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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是中共的最基层组织。上海区委文件一再强调，发展组织是基层党支部的中心工作，并提出“群众化”是组织发展的主要目标。[18]不仅如此，上海区委经常下达征求党员的具体指标，如要求在1926年5月以前，全市党员要扩充到5000人，1926年9月以前要扩充到1万人以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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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区委对于党员的征求，手段相当灵活，如要求“每个同学要深入各方面去活动，不论若何社团，到处参加，无孔不入”。“要与各方面群众建立成很好的联合关系，或尽量帮助他们组织团体，只要不是反动的，并不是一定要马上拉他们加入我们的团体才有作用，我们可随时加以注意与领导，也就不失为我们的好助手，且可慢慢吸引其优秀分子加入我们的团体，当然也有很大的意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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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区委很快发现，即使放宽组织路线，党员的征求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区委下达的征求指标，基层组织无法完成。到1926年8月底，上海党员总数为2223人。[21]上海区委发现，这一数字未必十分确实。因为每月各部委报给区委的党员人数，时增时减，波动极大，很不稳定。“往往同志数量的增加或减缩，在一个月，相差至七八百人：发展的时候，同志突然增加了七八百人；低落的时候，突然又减少七八百人，党的组织状况不稳定。”[22]骤增骤减的背后，其实是党员数字的虚报不实。因上海区委经常向部委下达硬性的征求指标，[23]部委无法完成时，只好虚报浮夸，或者临时拉人凑数，敷衍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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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部委如实道出其中的原委说：过去上报的党员数字确有水分。“每次开会，因要人数多，临时召集些人来，每次临时来的人，即认为同志，实际只到一次，并且不能作事，故以前的同志，靠不住的，这是现在同志减少的原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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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部委也坦承：“本来有许多同志是在开会时临时找来的，在会场上将其名字抄写在名册上，即作为一个同志。这种同志第一次到了会，第二次并不来了的，一到罢工失败之后，不说要他们成为新的干部分子继续负支书干事之责没有可能，即要他们到一到会也是不容易的事……在罢工结束之后，无论罢工厂的支部或未罢工厂的支部，除部委保存了一本很好的名册之外，至于名册上的同志和支部工作，都要重新开始做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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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在青年团内也存在。如团上海地委指出：团员的数目有时突然增加，有时突然减少。上级机关催得紧时，就四处“拉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拉来充数。这些拉来的阿猫阿狗，既不为革命而来，自然过了一个时期，又都一滚而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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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区委对中央的组织路线已经打了折扣，而基层部委又对区委的组织路线打折扣。层层递减的结果，实践与制度日趋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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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区委要求每个党员每月介绍五人以上入党。介绍者自然首先从自己的熟人、朋友和亲戚、帮派入手。但上海区委很快发现，通过私人感情介绍党员的方式固然便捷，而其弊端则是新党员效忠于个人胜过效忠于党，“同志对党关系不如对私人”。[27]区委称：“过去我们发展党员，往往以党员个人的情感关系为介绍新同志的入手办法，因此发现很多的弊病，如一个同志发生不好倾向，或遭其他打击，其余凡为这个同志所介绍的同志，都与党脱离了关系。尤其是工人区域，往往以每个同志的帮派或姊妹们的关系，从事发展，结果，这许多同志只知有帮派或姊妹们的情谊，而不知有党，很少对党有诚挚的信仰与情感及认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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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在青年团中也存在。如小沙渡的纱厂工人，有的一人介绍数十人加入，甚至“一天将一车间的女工一起领来，不问她是否觉悟，介绍来的时候并没有经过支部的通过，更说不上部委的批准……只问在车间是否听他的话，不问她的家庭，她的历史……因为只是一二个人的发展，所以发展是畸形的，一厂里甲班有同志，乙班却一个也没有……而且男女同志的发展也不平均，同兴十四厂（的同志）都是女的，东、西五厂（的同志）尽是男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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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上海区委仍然不停地催促各部委和基层支部加紧发展新党员。区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1926年10月17日，陈独秀亲自给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写信，声称：“我们现在都已经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可是怎样才能够走到群众的政党呢？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党的各级党部若仍被研究小团体的旧观念所拘囚，而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因此，我提议：我们的党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以上（C.Y.应该照此数目加一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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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响应中央急于实现“群众党”的目标，上海区委经常将指标具体落实到各部委每周的征求数目，并提出“大发展，大洗刷”的口号，认为“因为群众很简单，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认识，就介绍进来，如果进来后稍有不合，就可开除，这样结果就拿住积极分子，就把党去深入群众”。[31]实际上，区委一心追求“大发展”，“大洗刷”并未见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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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的统计结果显示，上海党员约3000人。这一数字显然与区委所期待的“大发展”目标相距甚远，于是区委又提出一定要在三个月内发展到1万人。[32]到3月15日统计，党员人数增加到4400人。区委仍十分不满：两个月只发展1000多党员，“实在嫌太少了，以后要努力吸收，我们要在一月内发展到一万个党员”。[33]但令区委沮丧的是，第二天各部委汇报上来的党员人数反而减少了200人。这意味着部委报上来的党员数字并不可靠。区委觉得“部委说话靠不住”，“部委书记工作之不切实”。[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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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中共中央更感到扩充党的队伍的重要性。1927年3月17日，陈独秀乐观地认为：“我们如果党员发展得很多，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尽量扩充C.P.，以后北伐军来后，就整个的加入国民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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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响应陈独秀的号召，上海区委于3月18日决定开展一个“宣传C.P.周”，向上海市民公开宣传C.P.，公开征求党员，如几十人的集会，可公开签名集体加入，同时提出在产业工人及店员、学生和小商人中，要无限制地发展党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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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这一胜利更激励了上海区委扩充组织的雄心。3月23日，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提出“十天内假使无一万同志就为党的失败”。[37]也就是说，十天之内，要将党员人数由现有的4000多人扩充为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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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头脑更为发热，声称：“现在要特别群众化，以后要五万C.P.同志努力是可以的，三月以内要做到。下月到二万。我们同志怀疑，就是不懂革命，伟大潮流未冲破我们脑筋……我们要大开门户，就是包办革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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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区委将指标更往上提，提出“十天以内要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上海要五万党员，内要有六千知识分子，五千小商人，党才能有好的行动”。[39]区委要求基层支部放胆介绍，只要肯来，来者不拒。南市纠察队全体加入共产党，受到区委的表彰，号召别的部委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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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门办党的大潮中，上海的中共党员人数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由4000多人猛增到8000多人。目前所见的四一二政变前夕上海中共党员人数的最后统计，是4月4日的8374人。不过，上海区委对这一数字的确实性也不敢肯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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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郑超麟回忆，1927年中共在武汉的组织发展也有过像上海一样的“大跃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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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势必影响党员的素质和组织的严密性。上海区委一再慨叹党费收不上来，支部会议不能按时开，部会组织不健全；不少党员不明党义，甚至分不清工会与党的差别；个人主义和宗法社会思想在党员中更是普遍存在。[41]如1926年5月15日上海区委通告称：“近查各级负责同学，对于工作态度……到处表现疲乏敷衍的现象，以致党的工作非常涣散，党部与党员的关系很不密切，甚至尚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为何种团体之党员。而党部对于所属党员之名数，亦多浮夸不实；至于数月不曾开会之支部，数月不曾到会之党员，更是累累皆然；每次对于上级机关之报告，则临时敷衍，随意欺骗的地方很多很多。”[42]区委还承认：“我们的工作都建筑在各地方，可是真正C.P.的工作不是地方的而是支部的，支部是群众核心……现在C.P.是暴发户，而无支部工作，支部很不好。”[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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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初的统计显示，大约60%的支部每周能开会，50%的党员每周能到会，按规定交党费的党员约60%，实际能发挥作用的党员只有20%。[44]上海区委感叹：“在中国目前要造真正的C.P.确是很难！”“要在中国造成理想的党确办不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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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海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与中共党章所规定的制度形态相距甚远，但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与同时期中共其他地方组织相比，上海和湖南要算最好。[46]中共中央尤其注重上海，希望将上海制造为“全党的模范区”。二是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相比，中共的组织要算最好，共产国际“很夸奖中国支部，要欧洲各国模仿”。[47]三是与同时期的国民党组织相比，中共的组织要算最好，当时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组织的严密性，既无比羡慕又无比恐惧。[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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