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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63 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中共中央更感到扩充党的队伍的重要性。1927年3月17日,陈独秀乐观地认为:“我们如果党员发展得很多,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尽量扩充C.P.,以后北伐军来后,就整个的加入国民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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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65 为了响应陈独秀的号召,上海区委于3月18日决定开展一个“宣传C.P.周”,向上海市民公开宣传C.P.,公开征求党员,如几十人的集会,可公开签名集体加入,同时提出在产业工人及店员、学生和小商人中,要无限制地发展党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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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67 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这一胜利更激励了上海区委扩充组织的雄心。3月23日,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提出“十天内假使无一万同志就为党的失败”。[37]也就是说,十天之内,要将党员人数由现有的4000多人扩充为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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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69 3月25日,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头脑更为发热,声称:“现在要特别群众化,以后要五万C.P.同志努力是可以的,三月以内要做到。下月到二万。我们同志怀疑,就是不懂革命,伟大潮流未冲破我们脑筋……我们要大开门户,就是包办革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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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71 4月1日,区委将指标更往上提,提出“十天以内要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上海要五万党员,内要有六千知识分子,五千小商人,党才能有好的行动”。[39]区委要求基层支部放胆介绍,只要肯来,来者不拒。南市纠察队全体加入共产党,受到区委的表彰,号召别的部委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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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73 正是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门办党的大潮中,上海的中共党员人数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由4000多人猛增到8000多人。目前所见的四一二政变前夕上海中共党员人数的最后统计,是4月4日的8374人。不过,上海区委对这一数字的确实性也不敢肯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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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75 据郑超麟回忆,1927年中共在武汉的组织发展也有过像上海一样的“大跃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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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77 过于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势必影响党员的素质和组织的严密性。上海区委一再慨叹党费收不上来,支部会议不能按时开,部会组织不健全;不少党员不明党义,甚至分不清工会与党的差别;个人主义和宗法社会思想在党员中更是普遍存在。[41]如1926年5月15日上海区委通告称:“近查各级负责同学,对于工作态度……到处表现疲乏敷衍的现象,以致党的工作非常涣散,党部与党员的关系很不密切,甚至尚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为何种团体之党员。而党部对于所属党员之名数,亦多浮夸不实;至于数月不曾开会之支部,数月不曾到会之党员,更是累累皆然;每次对于上级机关之报告,则临时敷衍,随意欺骗的地方很多很多。”[42]区委还承认:“我们的工作都建筑在各地方,可是真正C.P.的工作不是地方的而是支部的,支部是群众核心……现在C.P.是暴发户,而无支部工作,支部很不好。”[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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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79 1927年初的统计显示,大约60%的支部每周能开会,50%的党员每周能到会,按规定交党费的党员约60%,实际能发挥作用的党员只有20%。[44]上海区委感叹:“在中国目前要造真正的C.P.确是很难!”“要在中国造成理想的党确办不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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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81 虽然上海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与中共党章所规定的制度形态相距甚远,但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与同时期中共其他地方组织相比,上海和湖南要算最好。[46]中共中央尤其注重上海,希望将上海制造为“全党的模范区”。二是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相比,中共的组织要算最好,共产国际“很夸奖中国支部,要欧洲各国模仿”。[47]三是与同时期的国民党组织相比,中共的组织要算最好,当时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组织的严密性,既无比羡慕又无比恐惧。[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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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86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1703000715]
1703002387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学生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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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89 中共创党时期的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党员在将“研究的小团体向群众的政党”推进的时候,对吸纳知识分子同道并不积极。上海区委认为,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具有“革命”与“反革命”双重性,因而也“比较含有危险性”。[49]而且,在组织管理层面上,认为知识分子“脑筋较复杂,不易宣传”,“行动浪漫”,“太重视人格”,“很难以纪律相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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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91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上海区委从一开始就对吸收学生等知识分子入党缺乏热诚。他们也承认知识分子既“能动”也“能干”,“在上海各种运动中最好的朋友为学生”。[51]尤其在五卅运动中,学生实际发挥了先锋作用。正是学生的斗争和牺牲,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同情与支持。邓中夏在总结五卅运动时指出:“在资产阶级眼中,学生是被他们所比较重视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杀,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学生,资产阶级一定是漠不关心,一屁不放(譬如资产阶级对顾正红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证据)。惟其是因为屠杀学生,他们方慢条斯理的讨论他们对惨案的态度。所以此次学生运动有很大的作用。”[52]实际上,学生不仅受到商人等资产阶级的重视,也受到工人等无产阶级的信仰。有部委在报告中专门提到“工人崇拜学生”的现象。[53]这其中显然还有“士为四民之首”等传统观念的遗存。这种观念本来有利于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干部深入工人社区开展动员工作,但“学生很危险”的认知导致在吸收党员时不注重学生。1926年9月,上海区委组织部在分析上海形势和党的组织现状时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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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93 过去吸收党员中,太不注重学生、多数青年,以致在这种群众中,共产党无一点的(影)响的,以致每次运动上,工人阶级党成独军独战的形势。在五卅运动中及过去时期中,共产党绝对不好做学生运动……以致形成今日之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在学生群众中之偌大势力。[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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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95 1926~1927年间,上海的中共党员成分,工人占80%以上,知识分子仅占10%左右。学生党员只有一百五六十人。[55]而同期的国民党党员中,学生占了相当的比重。据1927年2月底的统计,上海有国民党党员7024人,其中学生最多,有2700人,占38%。此外,商人1300余人,工人1000余人。[56]据上海区委调查统计,当时上海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总计约15000人[57]。这意味着18%的上海学生加入了国民党,而加入共产党的只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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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97 当然,学生加入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有意所为。因为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上由共产党人代为“包办”。[58]中共有意吸纳工人加入共产党,而动员学生、商人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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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399 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共的青年团组织。因为这个时期中共的党、团有所分工:党侧重于工人运动,团侧重于学生运动。从上海团组织留存下来的资料看,团的领导人似乎不像党那样“歧视”知识分子。如团的领导人发现:“学生对团较明确,工人很少真正认识。”“支部分工人、学生二种。学较工好。”[59]早期上海团员中,学生占有相当的比重。五卅运动以前,知识分子(主要指学生)大约占上海团员的50%。[60]不过五卅以后,团员中的工人比例上升,知识分子比例下降。1926年1月的统计显示,上海有团员2131人,工人1009人(62%),知识分子360人(28%),店员和自由职业者22人(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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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401 值得注意的是,加入中共党、团的学生虽然不多(上海总计约500余人),中共党、团在上海学生群体中的政治影响力却不算小。据上海团组织1926年7月的工作报告,上海学生联合会控制在中共党、团之手。加入上海学生联合会的49所学校的学生会,有28所受中共党、团的指挥和影响。不过,上海团委承认,他们的势力只限于机关,而未能深入学生群众,实际能号召到的学生,不过五六千,占上海学生总数的15%而已。[62]20年代上海的学生运动,基本上处于多党竞争和多元分化状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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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403 由于党内知识分子太少,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一再感叹人才缺乏:党员中80%以上是工人;而工人党员中,十分之六不识字,能看机关报《向导》的仅十分之一二,有阶级觉悟的仅十分之二三,能分清工会与党的关系者约十分之六七,还有十分之三四连工会与党的关系都分不清。[64]区委要求每个支部制作党员名册,但工厂的支部书记多不会写字,连制名册也感到困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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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405 1926年中共中央估测,全国党部自中央至地方,至少要有350名专职干部才可应付,实际只有120人。而且这120人中,尚有60人“不健全”。如果将支部书记计算在内,则全国缺少上千名干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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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407 据1927年初上海区委的统计,党的专职干部,全上海连支部书记计算在内,共195人,其中领生活费的140人,实际工作较得力的只有50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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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409 与其他地方相比,上海党组织还算不错的。上海区委说:“沪区现在人才感觉缺乏,但凡上海最无用的同志派到武汉,都很得用,足见上海党的文化确较高点。”[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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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2411 一般认为,中共早期知识分子较多,也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可能估计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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