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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势必影响党员的素质和组织的严密性。上海区委一再慨叹党费收不上来，支部会议不能按时开，部会组织不健全；不少党员不明党义，甚至分不清工会与党的差别；个人主义和宗法社会思想在党员中更是普遍存在。[41]如1926年5月15日上海区委通告称：“近查各级负责同学，对于工作态度……到处表现疲乏敷衍的现象，以致党的工作非常涣散，党部与党员的关系很不密切，甚至尚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为何种团体之党员。而党部对于所属党员之名数，亦多浮夸不实；至于数月不曾开会之支部，数月不曾到会之党员，更是累累皆然；每次对于上级机关之报告，则临时敷衍，随意欺骗的地方很多很多。”[42]区委还承认：“我们的工作都建筑在各地方，可是真正C.P.的工作不是地方的而是支部的，支部是群众核心……现在C.P.是暴发户，而无支部工作，支部很不好。”[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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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初的统计显示，大约60%的支部每周能开会，50%的党员每周能到会，按规定交党费的党员约60%，实际能发挥作用的党员只有20%。[44]上海区委感叹：“在中国目前要造真正的C.P.确是很难！”“要在中国造成理想的党确办不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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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海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与中共党章所规定的制度形态相距甚远，但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与同时期中共其他地方组织相比，上海和湖南要算最好。[46]中共中央尤其注重上海，希望将上海制造为“全党的模范区”。二是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相比，中共的组织要算最好，共产国际“很夸奖中国支部，要欧洲各国模仿”。[47]三是与同时期的国民党组织相比，中共的组织要算最好，当时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组织的严密性，既无比羡慕又无比恐惧。[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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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学生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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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党时期的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党员在将“研究的小团体向群众的政党”推进的时候，对吸纳知识分子同道并不积极。上海区委认为，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具有“革命”与“反革命”双重性，因而也“比较含有危险性”。[49]而且，在组织管理层面上，认为知识分子“脑筋较复杂，不易宣传”，“行动浪漫”，“太重视人格”，“很难以纪律相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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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上海区委从一开始就对吸收学生等知识分子入党缺乏热诚。他们也承认知识分子既“能动”也“能干”，“在上海各种运动中最好的朋友为学生”。[51]尤其在五卅运动中，学生实际发挥了先锋作用。正是学生的斗争和牺牲，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同情与支持。邓中夏在总结五卅运动时指出：“在资产阶级眼中，学生是被他们所比较重视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杀，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学生，资产阶级一定是漠不关心，一屁不放（譬如资产阶级对顾正红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证据）。惟其是因为屠杀学生，他们方慢条斯理的讨论他们对惨案的态度。所以此次学生运动有很大的作用。”[52]实际上，学生不仅受到商人等资产阶级的重视，也受到工人等无产阶级的信仰。有部委在报告中专门提到“工人崇拜学生”的现象。[53]这其中显然还有“士为四民之首”等传统观念的遗存。这种观念本来有利于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干部深入工人社区开展动员工作，但“学生很危险”的认知导致在吸收党员时不注重学生。1926年9月，上海区委组织部在分析上海形势和党的组织现状时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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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吸收党员中，太不注重学生、多数青年，以致在这种群众中，共产党无一点的（影）响的，以致每次运动上，工人阶级党成独军独战的形势。在五卅运动中及过去时期中，共产党绝对不好做学生运动……以致形成今日之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在学生群众中之偌大势力。[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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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1927年间，上海的中共党员成分，工人占80%以上，知识分子仅占10%左右。学生党员只有一百五六十人。[55]而同期的国民党党员中，学生占了相当的比重。据1927年2月底的统计，上海有国民党党员7024人，其中学生最多，有2700人，占38%。此外，商人1300余人，工人1000余人。[56]据上海区委调查统计，当时上海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总计约15000人[57]。这意味着18%的上海学生加入了国民党，而加入共产党的只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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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生加入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有意所为。因为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上由共产党人代为“包办”。[58]中共有意吸纳工人加入共产党，而动员学生、商人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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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共的青年团组织。因为这个时期中共的党、团有所分工：党侧重于工人运动，团侧重于学生运动。从上海团组织留存下来的资料看，团的领导人似乎不像党那样“歧视”知识分子。如团的领导人发现：“学生对团较明确，工人很少真正认识。”“支部分工人、学生二种。学较工好。”[59]早期上海团员中，学生占有相当的比重。五卅运动以前，知识分子（主要指学生）大约占上海团员的50%。[60]不过五卅以后，团员中的工人比例上升，知识分子比例下降。1926年1月的统计显示，上海有团员2131人，工人1009人（62%），知识分子360人（28%），店员和自由职业者22人（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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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加入中共党、团的学生虽然不多（上海总计约500余人），中共党、团在上海学生群体中的政治影响力却不算小。据上海团组织1926年7月的工作报告，上海学生联合会控制在中共党、团之手。加入上海学生联合会的49所学校的学生会，有28所受中共党、团的指挥和影响。不过，上海团委承认，他们的势力只限于机关，而未能深入学生群众，实际能号召到的学生，不过五六千，占上海学生总数的15%而已。[62]20年代上海的学生运动，基本上处于多党竞争和多元分化状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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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党内知识分子太少，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一再感叹人才缺乏：党员中80%以上是工人；而工人党员中，十分之六不识字，能看机关报《向导》的仅十分之一二，有阶级觉悟的仅十分之二三，能分清工会与党的关系者约十分之六七，还有十分之三四连工会与党的关系都分不清。[64]区委要求每个支部制作党员名册，但工厂的支部书记多不会写字，连制名册也感到困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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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中共中央估测，全国党部自中央至地方，至少要有350名专职干部才可应付，实际只有120人。而且这120人中，尚有60人“不健全”。如果将支部书记计算在内，则全国缺少上千名干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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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27年初上海区委的统计，党的专职干部，全上海连支部书记计算在内，共195人，其中领生活费的140人，实际工作较得力的只有50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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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地方相比，上海党组织还算不错的。上海区委说：“沪区现在人才感觉缺乏，但凡上海最无用的同志派到武汉，都很得用，足见上海党的文化确较高点。”[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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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中共早期知识分子较多，也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可能估计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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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工人与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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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在研究近代上海工人政治后指出，政党组织发动工人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工人不是油灰腻子，党的干部不能拿在手中随意捏弄。工人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因地缘、祖籍、性别、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不同而存有差异。[69]另外，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多为青年学生，其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社会地位乃至语言举止，均与工人迥若天壤。对工人而言，青年学生是陌生的外来组织者，相互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对政治的冷漠，对陌生组织者的戒心，对政府威权和工厂老板的恐惧，均可能影响工人的政治行动决心。工人之中原有的地缘、业缘和秘密结社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工人组织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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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人是中共早期组织发展的重点对象。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全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自然是中共组织活动的核心地区。但中共在上海开展工运最初并不顺利。邓中夏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在上海做职工运动，但是，总做不起来，做起来一点，便又覆灭。”“‘二七’失败的消沉期中，简直没法活动。”[70]原因是：一是列强与军阀官僚的政治控制力相对较强，资本家对付工人运动的经验也相对丰富；二是上海工人中女工与童工占有很大比例，其战斗力与阶级觉悟不及成年男工；三是上海流氓帮会势力强大，招牌工会发达，革命工会初时无力与之竞争；四是因交通方便，周边地区破产农民与手工业者不断涌入，造成劳动力供过于求，减弱了工人与雇主斗争的决心与信心。[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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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上海工人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帮口帮会。工人几乎都归属某一帮口。这种帮口大多是地域性的。帮口首领一般称工头。大部分工人是工头招来的，多是工头的同乡或亲戚朋友，与工头的人身依附关系极为密切，不仅在厂内听工头的话，即使出厂也要受工头的约束。工头的规矩极严。工人每月要将部分工资送给工头。但多数工人信仰工头，因工头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中介。资本家必须透过工头控制工人，工人也必须透过工头与资本家交涉。工人如有错误被资本家开除，工头可与资本家说情，恢复其工作，也可能直接开除工人。所以工人也最怕工头，一切都要工头出面，方敢在其后面行动。工人只敢参加工头所组织的团体，而对于非工头出面组织的团体则不敢向前。[72]在这种情况下，像中共这样的外来政治团体如果不透过帮口很难将组织触角伸展到工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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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是否要与工头、帮口建立“联合战线”，上海区委内部最初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工头剥削工人，工头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无关，故不能联合工头。也有的认为包探和工贼式的大工头必须反对，而普通小工头则可联合。而更多的人则主张只有联合和拉住工头，才能借重工头去号召组织工人；对于帮口，主张既不要排除，也不要整个联合，组织上要拉入其分子。[73]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区委不得不认可通过帮口介绍工人党员的方式，甚至认为借助帮口，拿住帮口领袖，是发展组织的一条便捷途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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