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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实际上被“工人领袖”所阻隔。所以上海区委最终认识到：“上级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往往被少数工人领袖从中隔断，不通声气，致工会不能得群众之了解，工会在群众中不能取得真实的力量。”[80]工头转化为“工人领袖”后，其原来的帮口组织实际仍存，但他们因假借C.P.和工会的名义，其组织力量比从前更大。“现在他拿C.P.工会名义去活动，我们实际尚未抓到群众。”[81]其结果，C.P.在利用帮口的同时，反被帮口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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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上海区委仍不能不通过联络帮口首领以推动工人运动。如码头工人方面，中共一直未能打入，于是决定找码头工人中的青帮领袖，请他们吃酒。[82]据1926年5月4日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码头总工会近来发展很快，青帮联络到八九码头首领。[83]11日的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已打入35码头，尚有14个未打入。[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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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员方面，也鉴于工人对工会无信仰，决定联络其“公所”，拿住其群众。据1926年6月8日的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已有5个“公所”受C.P.指挥，决定直接把“公所”转为工会分会。[85]邮务方面，也决定在信差中组织40人的“弟兄团”，以发展信差的工会组织。[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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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帮口之间经常存在利益冲突，互相械斗亦属常事。如小沙渡纱厂工人有山东帮与江北帮的对立，杨树浦码头工人有清江帮与泰州帮的对立，闸北丝厂工人则分江南帮与江北帮。[87]在中共看来，帮口之间的分化与对峙，十分妨碍无产阶级队伍的团结。上海区委虽然在工人中发布“工人是一家”、“反对地方主义”等宣传口号，但收效甚微。[88]为了化解帮口之间的矛盾，中共经常在不同帮口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如小沙渡的山东帮与江北帮势如水火。以前山东帮曾被日本资本家利用，后因他们太嚣张，日本资本家又转而利用江北帮排斥山东帮。中共在小沙渡组织工会时，最先在江北帮中发展。这样一来，山东帮难免对工会怀有抵触情绪。中共担心江北帮与山东帮之间矛盾激化，将直接导致山东帮反对工会和党组织。后经中共方面极力调解，设法让江北帮断绝与日本资本家的关系，并在山东帮中建立工会，两帮关系才趋于缓和。[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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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口问题在青年团内也相当普遍。如1926年7月《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中提到：“拜姊妹、拜兄弟的风气普遍及于各厂。我们尚能利用这种组织，发展我们的组织，巩固工会的基础。但是有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就是他们只知有姊妹、兄弟的关系，大家抱义气，至于工会甚至同志的关系，他们是不懂的。结果加入团体的姊妹团、兄弟团完全信仰个人，信仰姊妹，忘了团体。”“同志间姊妹、兄弟、帮口的观念还是很深，十四厂姊妹与男工冲突，部委的命令不及姊妹的义气有力。”[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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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帮口外，上海工人中的“走狗”、“工贼”和流氓、包探众多，也是中共推动工人运动的重大障碍。对于“走狗”、“工贼”，中共毫不手软地加以打击。有一个时期，工会专门组织“打狗队”以暴力对待。而对于流氓、包探，中共则采取比较灵活的手段，更多的时候是软硬兼施。据上海区委报告，他们与流氓包探的关系，大体经历过三个阶段：“最初为被绑票时期，他们要抓我们。第二时期为奋斗时期，我们都不怕。第三时期为联络时期，他们也知道我们无钱，现各工人区域、各码头、法兰西（引注：指旧法租界）都有相当进行的联络。”1926年开始，中共对流氓、包探基本上采取“联络”的策略。中共所称的“流氓”，主要指帮会头目。如1926年5月11日的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联络流氓有成绩，浦东大流氓已由顾顺章拜他为先生，范孟叔也拜他做老头子；今天再请各流氓吃饭。6月12日部委书记会议记录：小沙渡工潮，由上海总工会请酒联络流氓。9月7日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码头工人方面，要与工头、红头、账房进行联合战线；要注重找流氓、包探，要利用他们的组织。[91]10月1日上海职工运动总报告也指出：“在工人本身方面的联合战线，在小沙渡曾由上总宴请包探与流氓，结果对上总（引注：即上海总工会）表示服从，允许帮忙；在码头工人方面，也与码头包探及较有势力的流氓与工头相周旋，结果也很好。”[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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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本家也千方百计利用和拉拢流氓、包探对付工人，流氓、包探常常会在资本家与工会之间左右摇摆，待价而沽，哪边出价高，就倒向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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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基础，其实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的帮会组织之上，两者的调适既非易事，所谓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组织的有效性更难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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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四 政治力量强，组织力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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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发展，其对象和范围其实十分有限。兴盛时期的三四千党员中，80%以上是工人，小部分是学生，其他职业比例甚微。1927年初的资料显示，3630名党员中，工人3257人，学生116人，店员84人，自由职业者56人，农民14人，商人4人，兵士1人，其他98人。[93]中共在上海的基层组织支部，也主要分两类，即工厂支部和学校支部。上海区委开始不大重视在工人之外的其他行业中发展自己的组织，等到后期有意想将组织触角伸向工人之外的职业群体时，却发现并非易事。区委本想建立以马路、里弄为单位的街市支部，将自由职业者、小商人、小学教师、律师、医生、各种工匠，以至贩夫走卒都组织起来，[94]但因这些职业的党员实在太少，故街市支部最终只建立了少数几个。[95]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20年代中共在上海并没有广泛渗入广大的市民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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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观之，上海的工人党员中，又有百分之七八十集中于纺织行业。[96]上海区委自我检讨说：“上海工人运动的基础，建筑在纱厂工人及印刷工人上面，而在地位上最重要的码头、海员、邮电、铁路及城市工人，反最没有我们的势力。”[97]党内甚至有“所谓上海工人运动即是纱厂工人运动之别名”的说法。[98]在上海产业工人中，纱厂工人本来最多（大约占1/3），加之外国资本在纱厂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当时上海共有57家纱厂，其中日厂35家，英厂5家，华厂17家[99]）。外资工厂的工人显然较易接受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与鼓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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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力量，当时上海区委有一个自我评估：上海是中国第一城市，有225万人口，有上百万工人群众，在我们组织影响下的大约有10万人，而党员不过3000人。在政治上很有力量，但组织上力量薄弱。所以上海的党主要是政治的鼓动，而不是组织上真能领导。[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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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预想中，中国工人运动有几个有利条件：第一，工人集中，现代产业工人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动员起来方便；第二，工人的生活和劳动环境极其恶劣，有利于激发工人的反抗意识；第三，大城市的工人主要在外资工厂做工，直接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帝国主义有感性认识，有利于进行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但实际上，这些有利条件也同时含有不利的因素：工人集中于大城市，容易受到政府的控制和镇压；工人因生存条件恶劣、缺乏文化而没有政治觉悟；工人为了保住饭碗而不愿轻易闹事。[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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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发现，他们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工人，其反应也各有不同。如闸北丝厂工人“分江南、江北两帮，江北帮很苦且礼教观念极重，所以打不进去”。[103]相对于江南工人，江北工人的生存压力更大，他们迫于生计，怕丢饭碗而不愿参加工会。另一方面，像邮务工人文化程度较高，薪水也高，也不容易接受中共的宣传和鼓动。[104]性别方面，女工的宗法社会思想较男工为重，更受家庭的压迫与家务的束缚，能力也不如男工，但上海各部委发现：“女工很勇敢，走狗男工多，女工少，即使开除了，在女工亦不成问题。”[105]20年代上海的中共党员中，女党员一般占到20%～30%。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一比例已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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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向来以“会多”著称。1925～1927年间，上海区委几乎天天有会，有时一天数场。会议名目繁多。[106]在基层组织方面，规定每个党员必须定期参加支部会议，一般要求一周一次。据上海地方组织的观察，工人党员多不愿开会，原因是：（1）每天12～14小时的做工，非常疲劳，很少有余暇来开会；（2）开会的材料太理论，议题太乏味，不感兴趣，也受不住抽象生活的约束；（3）怕开会被厂里开除；（4）受家庭的压迫与事务的束缚。[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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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委报告说：“同学们不但不很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而且不很能明了布尔什维克是什么，甚至有信仰工会而轻视党的成分。”[108]在上海区委看来，工人信仰工会轻视党，也是“五卅恶习”。因为在五卅运动中，工会“几乎全变成为发钱的机关，工会内负责人员，亦几完全变为发放救济费的特派员。工人入会，似亦专为救济费而来，甚至于会内要叫一工友送封信往数百步之外的地方亦非先给他以钱不可”。[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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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工人眼里，工会是一个救济机关。“普通工人思想很简单，只在希望发救济费。”[110]而且这一“罢工要发救济费”的观念，实际上也得到了中共及其工会的某种认同。如1926年夏天的小沙渡日厂工人罢工，罢工发动前，上海区委就估计起码要3万元救济费才能维持两周的罢工，而当时“中局（引注：指中共中央）也没有钱，莫斯科卢布跌价很大，广东也无法可想……募捐也靠不住。在此情状之下，实在很难罢工”。后在“工人领袖”的压力下，区委勉强同意罢工。罢工失败后，区委总结说：小沙渡工潮如有救济费就不至于完全失败。[111]也就是说，上海区委也认为，罢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救济费的有无或多少。区委有时会为某一次罢工所需的工人救济费事先作出详细的经费预算。[112]由于经费有限，区委对发动大规模罢工一般都比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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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上海区委烦恼的是，基层党组织在鼓动工人罢工时，往往轻易对工人许诺说：“你们倘若能够罢下来的话，则上总可接济几千元或几万元。”罢下来以后，因无法兑现承诺，工人极为不满。区委批评这种做法为“幼稚的煽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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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罢工都难免会有工人被开除。由于工人党员在罢工中充当先锋，被开除的也往往是他们。对于失业党员，工会和党组织无法救济，导致失业党员“对团体怨望”，甚至到区委和工会“闹事”。[114]如1926年小沙渡罢工结束后，资方开除了罢工中的大批首领。失业工人向工会要求：出钱给他们做生意；派他们到工会工作；工会替他们重新找工作。工会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常常在马路上、工房中将工会和部委负责人包围，甚至殴打。[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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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失业工人党员如何救济，也无良策。陈独秀说：在欧洲，失业工人必更革命；在中国则失业者易于反动。因罢工而失业，党与工会必应救济，如不救济，党与工会的发展将会受到阻碍。但如有救济，则失业同志必愈加多，且上海工人一失业，必较长期，所以十分难办。[116]上海区委的看法则是：欧洲失业工人多为经济失业，中国则多为政治失业，为党、为运动而失业，此种失业，党非管不可，如不管，则同志将不敢工作。[117]但上海区委也只能有选择地救济少数失业党员。[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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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失业救济外，中央和上海区委还为基层党员干部的“雇佣劳动化”现象而苦恼。下级负责同志要有钱才工作。[119]“在党内部负责同学……雇佣性质格外厉害，你骂他也好，打他也好，只要不裁他生活费，此种人永远不会提起精神，到了裁掉生活费，他就发现各种不好的景象。”[120]上海区委将党的生活划分为三个时期：“‘二七’以前最苦；‘二七’以后到‘五卅’，艰苦卓绝；‘五卅’后就大优裕。过去同志都是拿很少生活费，天天吐血做工，所以做好了。现在就不同，上海党费每月二千以上，七、八个月以前，只一千元，工作并没有比以前好。”[121]上海区委是在1926年9月发表这一看法的。此时，中共还只有五年党龄。而雇佣劳动化问题已令中共十分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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