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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委报告说：“同学们不但不很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而且不很能明了布尔什维克是什么，甚至有信仰工会而轻视党的成分。”[108]在上海区委看来，工人信仰工会轻视党，也是“五卅恶习”。因为在五卅运动中，工会“几乎全变成为发钱的机关，工会内负责人员，亦几完全变为发放救济费的特派员。工人入会，似亦专为救济费而来，甚至于会内要叫一工友送封信往数百步之外的地方亦非先给他以钱不可”。[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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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工人眼里，工会是一个救济机关。“普通工人思想很简单，只在希望发救济费。”[110]而且这一“罢工要发救济费”的观念，实际上也得到了中共及其工会的某种认同。如1926年夏天的小沙渡日厂工人罢工，罢工发动前，上海区委就估计起码要3万元救济费才能维持两周的罢工，而当时“中局（引注：指中共中央）也没有钱，莫斯科卢布跌价很大，广东也无法可想……募捐也靠不住。在此情状之下，实在很难罢工”。后在“工人领袖”的压力下，区委勉强同意罢工。罢工失败后，区委总结说：小沙渡工潮如有救济费就不至于完全失败。[111]也就是说，上海区委也认为，罢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救济费的有无或多少。区委有时会为某一次罢工所需的工人救济费事先作出详细的经费预算。[112]由于经费有限，区委对发动大规模罢工一般都比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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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上海区委烦恼的是，基层党组织在鼓动工人罢工时，往往轻易对工人许诺说：“你们倘若能够罢下来的话，则上总可接济几千元或几万元。”罢下来以后，因无法兑现承诺，工人极为不满。区委批评这种做法为“幼稚的煽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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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罢工都难免会有工人被开除。由于工人党员在罢工中充当先锋，被开除的也往往是他们。对于失业党员，工会和党组织无法救济，导致失业党员“对团体怨望”，甚至到区委和工会“闹事”。[114]如1926年小沙渡罢工结束后，资方开除了罢工中的大批首领。失业工人向工会要求：出钱给他们做生意；派他们到工会工作；工会替他们重新找工作。工会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常常在马路上、工房中将工会和部委负责人包围，甚至殴打。[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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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失业工人党员如何救济，也无良策。陈独秀说：在欧洲，失业工人必更革命；在中国则失业者易于反动。因罢工而失业，党与工会必应救济，如不救济，党与工会的发展将会受到阻碍。但如有救济，则失业同志必愈加多，且上海工人一失业，必较长期，所以十分难办。[116]上海区委的看法则是：欧洲失业工人多为经济失业，中国则多为政治失业，为党、为运动而失业，此种失业，党非管不可，如不管，则同志将不敢工作。[117]但上海区委也只能有选择地救济少数失业党员。[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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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失业救济外，中央和上海区委还为基层党员干部的“雇佣劳动化”现象而苦恼。下级负责同志要有钱才工作。[119]“在党内部负责同学……雇佣性质格外厉害，你骂他也好，打他也好，只要不裁他生活费，此种人永远不会提起精神，到了裁掉生活费，他就发现各种不好的景象。”[120]上海区委将党的生活划分为三个时期：“‘二七’以前最苦；‘二七’以后到‘五卅’，艰苦卓绝；‘五卅’后就大优裕。过去同志都是拿很少生活费，天天吐血做工，所以做好了。现在就不同，上海党费每月二千以上，七、八个月以前，只一千元，工作并没有比以前好。”[121]上海区委是在1926年9月发表这一看法的。此时，中共还只有五年党龄。而雇佣劳动化问题已令中共十分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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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五 团与党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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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亦值得关注。中共中央规定，团员与党员的年龄大致以25岁为分界，但年龄在25岁以上而在C.Y.工作者，可加入C.Y.；年龄在25岁以下而在C.P.方面负责者，得加入C.P.。[122]上海区委要求团上海地委“注意将青校同学中之年龄超过者或年龄虽未超过而为较好分子者尽量转入本校，以资扩大本校组织。”[123]上海区委其后又规定，以后不纯粹以年龄为标准而分化，须以觉悟程度为标准。如未觉悟的分子，仍退入团。[124]这样一来，团的法理定位十分明确：团是党的后备力量，受党的领导，即“中学为大学的预备”；“大学同志应领导中学同志工作，中学同志应受大学同志督促”。[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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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青年团，其实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团与党几乎同时建立，两者的关系更像是兄弟关系[126]而非父子关系。亦因为此，双方经常呈现一种竞争和竞存的态势。在上海，不仅团员与党员的人数大体相当，而且团的组织效能明显优于党。如团的支部大都能按时开会，开会时缺席的很少。这一点上海的党就很难做到。五卅运动中，党和团的组织都有过一次大发展。上海团地委担心在这次大发展中有“投机分子”混入，曾举行了一次“洗团”运动，先后洗出上百人。[127]而上海的党组织从未洗过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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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6年以前，上海区委很少注意团的工作。上海团地委也很少向上海区委汇报工作。党与团很少发生关系。[128]1926年4月，上海区委颁布《关于党与团关系的若干规定》。规定称：党是革命的总指挥，团是在党指导下对青年施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团体。“每年政治运动的方式、主张及策略均须经过C.P.决定以期统一。在这大前提之下，C.Y.尽可积极发展政治工作。”“C.P.和C.Y.各级机关及各支部的会议，均须互派代表，藉以彼此熟悉情形。遇有共同行动时，还应召集临时的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之联合的会议。”[129]这一规定颁布后，党与团的上层关系开始发生较密切的互动。上海区委委员中，有了团地委的负责人。[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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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层，党与团的关系逐渐密切，但在基层，C.P.和C.Y.之间一直存有门户之见。[131]按理，团员转为党员，是一个团员政治上“成熟”、“进步”和“觉悟”的表征，应该乐意为之。而实际情况却是团员多不愿转入党。由于团内青年学生较多，能力较强，而党员多为工人，才能往往不如团员，加之团的组织比党的组织严密，因而出现团员瞧不起党员的现象。[132]在团员看来，“大学支部喜欢指导中学支部而无能力”。有些团员自以为能力比党员强，不愿服从党的命令。“有的地方中学负责人比大学强，就形成中学指挥大学，就发生纠纷。”[133]尤其在学校学生方面，党的支部组织不健全，不仅不能指导中学支部工作，而且一切问题，大都由中学支部先讨论，实际上是中学支部领导大学支部。党方称此为“大C.Y.主义”。[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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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团内女青年较多，在她们眼中，党内女同志多是“老太婆”。“小姑娘因姊妹关系，不愿入C.P.，又不愿与老太婆合伙，又过去男女问题使他们害怕。”[135]所谓男女问题，乃指党内常常闹恋爱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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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党员眼中，团员还是一帮幼稚的小孩子，也难免存在“轻视中学”的观念。大学说中学是小孩子，中学即骂大学为老头子，因此而影响到实际工作。[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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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工厂中，女工多为团员，男工多为党员，党、团之争几乎成为男女之争。而在学校，如上海大学附中，党员多是教员，团员多是学生，党员往往以先生的姿态对待团员，团员则以“考试太严”而怀疑党员故意刁难。[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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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团方批评党方散漫，无计划，不能按时开会，纪律不严，做事不与团方商量，只是单独去做，又做不好；而党方则批评团方只注意开会，没有注意实际工作和深入群众。[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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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的《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中这样描述党与团的关系：“C.Y.同志说C.P.同志压迫C.Y.同志；C.P.同志说C.Y.同志胡闹；C.Y.同志不愿到C.P.去。彼此攻击，互相标榜。”[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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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党与团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组织竞争的态势。在这种竞争态势下，团不愿把好同志分化给党；对党方面调走团的同志，团视为“拉夫”。在发展新成员时，党与团竞相介绍，团方有意隐瞒年龄，而党方则增加年龄。[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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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认知中，青年团一直被笼罩在中共的强势组织结构下，不具有独立的个性。早期的情形其实并非如此。由于团在人才和组织效能方面均优于党，导致党团之间构成一种竞争乃至颉颃的格局。这大概是中共历史上党团关系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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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壮大，自有其时代背景、成长环境和内在动力。如孙中山的同盟会之以海外为根据地，借助华侨的经济支援和留学生的人才优势，避开统治集团的高压环境，均是其成长的有利因素。中共在1920年代的崛起，其内外情境又截然不同，如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治经济支持，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运用，中央政权的弱化与地方政权的分化等，均是其成长的重要助力和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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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有一著名的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中共成立后，将这一口号改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192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的报告称：“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中共中央强调，“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还要注重”。[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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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大力宣导下，仅一两年时间，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很快为知识精英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表面观之，“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列强”似无区别，其实大不然。清末之际，革命党人将中国的一切病根归咎于帝制。而“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魅力，则在于它将中国的一切贫穷落后都归咎于帝国主义，故而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民族主义煽动性。吴国桢在晚年回忆录中谈道：“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都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因此当共产党创造出‘帝国主义’这个词时，他们确实掌握了进入年轻人头脑的钥匙（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这个词有中国式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在打动年轻人方面，没有多少影响，但‘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则有。”[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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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中共并没有严格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条。20年代上海区委的文献显示，党组织对普通党员其实很少进行共产主义理论教育，以至于不少工人党员“不但不很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而且不很能明了布尔什维克是什么”。[143]为了追求“群众党”的发展目标，上海党组织也没有恪守其“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的组织规程，其组织手段灵活多样，或借助私人感情，或以“封建”帮口为媒介，甚至采取“拉夫”式的吸纳和来者不拒的公开征求等，其“宽松”的实际运作与其“严格”的党章法理判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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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共对“学生”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颇为在意，其“学生很危险”的认知，妨碍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吸纳，也导致党内知识人才的结构性欠缺。工人党员因文化程度低而影响对“主义”的信仰，又因生计所迫，而无暇参加党的组织活动，以至上海的三四千党员中，从事实际工作较得力的仅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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