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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的《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中这样描述党与团的关系：“C.Y.同志说C.P.同志压迫C.Y.同志；C.P.同志说C.Y.同志胡闹；C.Y.同志不愿到C.P.去。彼此攻击，互相标榜。”[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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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党与团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组织竞争的态势。在这种竞争态势下，团不愿把好同志分化给党；对党方面调走团的同志，团视为“拉夫”。在发展新成员时，党与团竞相介绍，团方有意隐瞒年龄，而党方则增加年龄。[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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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认知中，青年团一直被笼罩在中共的强势组织结构下，不具有独立的个性。早期的情形其实并非如此。由于团在人才和组织效能方面均优于党，导致党团之间构成一种竞争乃至颉颃的格局。这大概是中共历史上党团关系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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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壮大，自有其时代背景、成长环境和内在动力。如孙中山的同盟会之以海外为根据地，借助华侨的经济支援和留学生的人才优势，避开统治集团的高压环境，均是其成长的有利因素。中共在1920年代的崛起，其内外情境又截然不同，如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治经济支持，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运用，中央政权的弱化与地方政权的分化等，均是其成长的重要助力和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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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有一著名的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中共成立后，将这一口号改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192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的报告称：“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中共中央强调，“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还要注重”。[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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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大力宣导下，仅一两年时间，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很快为知识精英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表面观之，“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列强”似无区别，其实大不然。清末之际，革命党人将中国的一切病根归咎于帝制。而“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魅力，则在于它将中国的一切贫穷落后都归咎于帝国主义，故而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民族主义煽动性。吴国桢在晚年回忆录中谈道：“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都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因此当共产党创造出‘帝国主义’这个词时，他们确实掌握了进入年轻人头脑的钥匙（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这个词有中国式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在打动年轻人方面，没有多少影响，但‘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则有。”[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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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中共并没有严格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条。20年代上海区委的文献显示，党组织对普通党员其实很少进行共产主义理论教育，以至于不少工人党员“不但不很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而且不很能明了布尔什维克是什么”。[143]为了追求“群众党”的发展目标，上海党组织也没有恪守其“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的组织规程，其组织手段灵活多样，或借助私人感情，或以“封建”帮口为媒介，甚至采取“拉夫”式的吸纳和来者不拒的公开征求等，其“宽松”的实际运作与其“严格”的党章法理判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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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共对“学生”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颇为在意，其“学生很危险”的认知，妨碍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吸纳，也导致党内知识人才的结构性欠缺。工人党员因文化程度低而影响对“主义”的信仰，又因生计所迫，而无暇参加党的组织活动，以至上海的三四千党员中，从事实际工作较得力的仅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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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口是上海工人的传统组织。中共对帮口并未因其“封建”属性而拒斥，而是利用其组织网络作为动员工人的媒介，并转化其组织能量为党的目标服务。但帮口并非完全听命于党的操控。帮口首领由“封建”式的工头，摇身一变为现代“工人领袖”或党的支部书记后，利用工会和党组织所赋予的新的政治身份，反过来控制和压迫工人，并在党组织与工人之间上下其手，既挟党的权威以令工人，又借工人的名义胁迫党。这意味着中共在利用帮口的同时，也反被帮口所利用。工头介乎党组织与工人之间，实际隔断了党组织与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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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上海的党员80%以上是工人，工人党员80%又集中于纱厂。上海工人运动几乎成了纱厂工人运动。党的组织触角所伸展的范围其实十分有限，尚未广泛深入到普通市民群众中去。当然，20年代中共的政治力量与组织力量并不完全相称，如工人党员虽然只有两千左右，而在中共组织影响下的工人大约有10万；学生党员只有一两百人，而实际受中共党、团号召的学生则有五六千人。五卅运动中，中共有过以一两百个党员组织领导数十万工人罢工的辉煌纪录，并于1927年3月成功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故中共自认为“组织力量弱，政治力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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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的成功发动，使中共感觉到革命动员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难。然而五卅有两大支撑不可忽视：一是民族主义的精神基础，二是巨额捐款的物质基础。张国焘回忆说：“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中共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中共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144]五卅使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工人运动经验，但也遗留下一些令中共十分头痛的“恶习”。五卅期间多达300万的巨额捐款，使一般工人养成了罢工依赖救济的思想，也使“工人领袖”养成了从中“揩油”的习惯。而且这一“罢工要发救济费”的观念，实际上也得到了中共的某种认同，以至于罢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救济费的有无或多少。这无疑给中共增添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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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认知中，青年团只是中共的后备军，不具有独立的个性。早期的情形并非如此。团与党几乎同时建立，而且早期团的组织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两者的关系更像是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由于团在人才和组织效能方面均优于党，导致团与党之间构成一种竞争乃至颉颃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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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中共在不同的地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如农运方面，湖南比广东激进，而工运方面，则上海较汉口温和。上海区委明确表示，上海工运不希望蹈汉口的覆辙，采取改良行动，避免幼稚行为；[145]既要使工人不太消沉，也要抑制工人过分嚣张；[146]在后期还一度与商人资本家以及帮会头目建立联合战线。1926年底上海区委的报告反映：“工人群众都太信任蒋介石。”[147]“一般工人群众把蒋介石当做‘万家生佛’看”。[148]这提示我们，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镇压工人运动，并非因为上海工人运动如何激烈反蒋，而主要是蒋对中共政治组织力量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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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共各地方组织形态不尽一致，在都市和乡村的遭际和应对更是不同。过去学界更多地关注中共高层决策及其“共性”的一面，而对中共地方组织的差异性关注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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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6年10月17日，陈独秀给各级党部负责同志的信：“我们现在都已经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见《上海区委关于扩大组织的计划》，1926年12月1日，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印《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下文简称《上海文件》）甲2，1986，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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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一二政变前，中共党员人数为57900余人。见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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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24年1月，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发表声明称：“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指国民党——引注），本（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见《北京李代表意见书》，《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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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21～1927年间，上海区中共组织的演变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21年12月至1922年7月，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阶段；1922年7月至1924年4月，为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阶段，除上海市外，还领导江浙两省党的工作；1924年4月至1925年8月，为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阶段，只领导上海市区党的工作；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为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阶段，领导上海和江浙两省党的工作。本章将这四个阶段的上海区中共组织，简称为“上海区委”。研究对象只限于上海市的党组织，不涉及江浙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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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上海区委的工作机构设有宣传部、组织部、工农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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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25年10月，上海区委按区域建立了七个部委员会，简称“部委”，分别是杨树浦、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闸北、南市。另有徐家汇独立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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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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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当时中共党员总数不到1000人，其中上海的党员仅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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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海地委会议记录》（1925年5月15、22日），《上海文件》乙1，第104、107、11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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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恽代英：《五卅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7、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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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当时中共党内文件称团为“中学”，党为“大学”；中共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中共中央通告自称“本校”，对党员称“各级同学们”，而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最初虽是为了隐秘的需要，但也反映其早期党团员之“学生气”。参见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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