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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7日），《上海文件》乙5，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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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7月9日），《上海文件》乙3，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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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7日），《上海文件》乙5，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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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罗亦农：《最近政治党务的概况及今后上海工作进行之方针》（1926年12月25日），《上海文件》甲2，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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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六章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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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至7月间，国共合作关系由局部性破裂演至全面性大决裂。中共遭受建党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此后的数年间，中共一直处于求生存的困境中。既往的研究将目光集中于这个时期党内精英的人事更迭与高层路线之争，重在证明错误路线如何导致失败，正确路线如何导致胜利。而对中共所身临的具体历史情境则较少关注，如在白色恐怖的逆境下党员如何生存，党的组织如何应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具体地付诸实施，在贯彻和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发生了什么变异，外来的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如何植入中国乡土社会等等，均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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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央档案馆与广东省档案馆共同编印了一套《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多达60余册，数百万字。这批珍贵的文献资料迄今尚未为学界重视和充分利用。本章主要利用这批党内文献，将目光由城市转向乡村，借以探讨大革命失败后（侧重1927～1932年）中共组织的内部调适，党员、党组织与乡土社会的关联以及党与农民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的互动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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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党员的社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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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1927年4月以前，基本上处于“顺境”之中。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在南方一些省份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在北方地区虽遭受北洋军阀的压制，但后者的社会控制力毕竟有限，中共仍有较大的生存和活动空间。但自国民党清党反共后，不允许其他政治力量合法存在。中共成为一个“非法”的在野党。用中共当时的说法，全党转入了“地下党”的状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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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员总数由1927年5月的57967人，减少到11月的17650人，半年之内减少了近70%。在广东，据1927年4月的统计，党员有9027人，约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6。大革命失败后，广东的党组织同样遭受了摧残。但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党组织的再生和复苏能力似乎甚强，1927年末1928年初，广东省的中共党员人数增至两三万人。到1928年8月，广东党员又进一步飙升至6.4万多人，遥居各省之首，甚至超过了一年多前即大革命鼎盛之时全国中共党员人数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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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景不长，1928年底，广东党员数量即骤减至2万人，到1929年4月，进一步减至1.3万人左右。此后的两三年间，广东党员数量大约维持在1万人的规模。到1933年，更减至一两千人。（见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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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中共党员数量统计（1921～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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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党组织在数年间何以会如此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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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广东作为革命的策源地，自然比其他省区具有较好的革命基础。在国共合作的环境下，中共的一些革命工作虽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进行的，但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主要掌控在中共之手。中共在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居于国民党之上，广东有些地方的农民甚至只知有C.P.，不知有国民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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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在广东清共（以四一五事变为起点）时，广东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利用大革命时期奠定的工农群众基础，纷纷发动武装暴动。据不完全统计，自1927年4月至7月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中共在广东40多个县（当时全省共94个县）发动了50多次农民武装暴动。1927年秋至1928年夏，广东省又有40多个县市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一度占领了20多个县城，有的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或苏维埃政府。[4]暴动范围之广，次数之多，在当时全国首屈一指。总体而言，广东各地党组织在“四一五”以后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有的因此而解体，但大部分尚能继续奋斗。[5]与其他省区相比，广东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显示较强的应变和复苏能力。1928年8月，广东党员多达64229人，是1927年四一五事变前该省党员人数的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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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理言，党组织的扩充对处于顺境中的政党并不难，而对处于逆境中的革命党则非易事。加入者随时有生命之虞，非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者不敢为。为什么广东在1928年前后党员人数会出现一个高峰？具体言之，这个时期参加革命者，主要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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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局而言，国民党清共标志着大革命失败，但当时相当多的中共党人并未立即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认为革命仍处于高潮。中共六大虽指出当前国内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但因刚从顺境中走过来，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仍然估计不足，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中共很快就可以夺取政权。[6]这样一种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固然容易导致盲动主义，另一方面亦使一些革命者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仍然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昂的革命斗志。在“后见之明”的今人看来，那时的革命实处于低谷，离革命成功还相当遥远。但在当时一些革命者的信念中，革命很快即可成功，曙光就在前头，当下的困境，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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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清共时，广东地方党组织虽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但革命胜负未见分晓，下层民众一时尚难以判断未来到底将是国民党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如1928年5月中共番禺临时县委给广东省委[7]的报告中提到这样一例“投机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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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二分区中共发展较好，该区农会代表14人中，党员占10人。10个党员代表中，有周东和一人是管理该乡财政的，颇具势力。“他原本是五桂局的握权人，不过农会势力澎涨时遂投机组织农会，‘四一五’事变后，他的思想亦非常动摇，本来对党毫无认识，他所以不拒绝我们，反加入我们的党，是他的投机行动，恐防C.P.执政，他的地位不固，以为加入党后，一旦C.P.执政，他的地位亦仍可以稳固。”当地农民和农民党员都很信仰周，因他管理全乡财政，不啻一个富翁，有一种潜势力，农民多有信仰富翁的心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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