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02867
1703002868
此时加入中共者，像周东和这样的地主富翁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加入者是普通农民。据1928年8月的统计，广东党员中，农民占75%，知识分子占12%，工人占9%，士兵占3%。[9]这一比例与当时全国中共党员的社会构成基本一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主体力量被迫转入农村。普通农民加入中共的情形比较复杂。大革命时期农运基础较好的地区，农民对中共已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如认为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等。但总体而言，当时广东农民对中共的认知程度相当低。如在海陆丰、顺德、廉江、化县、遂溪等地，不少农民党员分不清农会与共产党的区别，以为农会便是共产党。[10]入党如同大革命时期入农会一样随便。在陆丰，2000余党员中，“同志不明党是什么的甚多”。[11]在惠来，大革命时期原有党员100多人，四一五事变后，该县党组织在举行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吸收党员上千人。“这一千多党员中，竟有九成不懂得共产党是什么一个东西。”[12]
1703002869
1703002870
也就是说，当时相当一部分农民加入共产党是一种盲目行为，而这种盲目性又与地方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时的滥收滥拉有关。中共中央鉴于大革命失败后党员被捕被杀和大量流失，急需恢复和壮大党的力量，因而指示各地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尤其要坚决地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并给各省市党委下达指标，以期快速扩大党的组织。[13]广东省委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也给各特委[14]下达征求指标，特委又同样给各县委下达指标，各县委自然也要求各区委、各支部在指定时间内必须发展若干数量的党员，而且从中央、省委、特委，到县委、区委、支部，征求指标层层加码。如中央要求广东省在半年之内增加8000名新党员，而广东省委要求南路各县在半年之内必须发展到1万名以上的党员。[15]同样，东江[16]特委要求潮阳县委在一个月之内发展同志1000人。[17]有些地方，指标一直下达到党员，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吸收同志数人。[18]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组织为了完成任务，只好“拉夫式”地吸收党员。如廉江就是“拉夫式的吸收同志”，“虽然廉江的党，无组织，无训练，无宣传，可是吸收新同志却很快。农民加入党，不是一个一个而是一批一批的”。[19]
1703002871
1703002872
关于吸收党员的条件，中央规定：“党所收纳的党员，一定要是群众中最有阶级觉悟最勇敢的分子”。[20]广东省委在给各县市委的指示中，特别强调要吸收工农中“最勇敢”的分子，而对“阶级觉悟”则甚少提及或干脆不提。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勇敢”成为吸收党员的首选条件自不难理解。有意思的是，一些县委在给支部的指令中，则提出“对于工农分子无条件吸收”，连“勇敢”亦不强调了。换言之，下达征求指标时，中央、省委、县委层层加码；而厘定党员条件时，则中央、省委、县委层层递减。如海丰县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承认：“我们急切于发展党的组织，而期望于普遍城市乡村，所以对于工农入党条件，只是放低，且在每次群众集会公开征求党员。”[21]群众集会时征求党员，往往是成批地集体入党。如海丰在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300名到会代表中，90%被吸纳为党员，“未加入者只年龄太高者而已”。[22]广东省委认为，青年农民在斗争中，通常是最勇敢、最急进、最积极的力量；而老年农民则多思想落后，苟且偷安。[23]省委的这种认知与当时中共党员的年龄结构相吻合。据1928年1月澄海县委的报告，该县84%的党员在35岁以下，其中又有近60%的党员在25岁以下；11名县委委员中，10人在19～26岁之间。[24]这个时期广东全省党员年龄未见记载，相信与澄海县的情形相差不远。青年人的急进和激情，与老年人的谨慎和保守恰成对照。年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人是否参加党或革命的重要因素，各个时期革命的主体力量几乎都是年轻人。革命是年轻人的事业。
1703002873
1703002874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以外来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在扩充组织的过程中，并不排斥而是借助中国传统的各类社会关系媒介。如广东省委在给下级党委的指示中，鼓励党员通过亲戚朋友邻里关系吸收同志，还提示可以通过诸如结拜把兄弟、开教馆（私塾）、教拳头和秘密结社等方式及旧式行会、同乡团体去发展组织。[25]有的县委还要求党员“注意训练自己的老婆，发展农妇同志”。[26]由于农民交往圈狭窄，农村党员在发展组织时，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家族、亲友、近邻和同村村民中进行，借助、依附于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基层干部，大多来自当地有一定势力的地主富农家庭。其读书人的身份和较富裕的家庭出身，有利于他们在农村开展革命活动，因为农民对读书人和乡绅具有相当信仰。资料显示，这个时期中共组织的发展，受到血缘、地缘、亲缘等传统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在党组织内部，各种社会关系交错混杂，亲戚、邻里、同学、故旧等瓜葛穿插其间。在一些地方，党员的发展明显带有村落性和宗族性。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全村入党（或多数入党）的“共产村”。
1703002875
1703002876
除了盲目的和“拉夫式”、“拉友式”的入党者外，尚有部分怀有“入党谋生”的动机，亦即出于个人生存需要而投身革命者。1928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到，“在农村则多拉自耕农、半自耕农和许多游离非阶级的分子进党；在城市则多拉许多失业工人入党”。[27]所谓“游离非阶级分子”，是指那些年轻的农村流氓无产者。他们中不少人勇敢不怕死，当中共动员农民时，最先挺身而出的往往是这批人。但他们多是游手好闲之辈，加入中共以后，多存靠党谋生的观念。顺德县委报告，一些农民入党以后，以为党应该维持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若不与他解决，就不工作了。[28]在潮阳，党员向党领伙食费的多达二三百人，月需千余元。[29]东江各县“失业同志、靠党生活的同志非常之多”。为了维持一大批失业党员的衣食问题，各地党委只好采取“捉猪”（即绑票）的方式筹款。[30]东江特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批评党员存有两大错误观念：一是把党看做救济会，以为党可以有钱给他，当白色恐怖厉害时，党的财政来源断绝了，他们也离开救济会了；二是雇佣革命观念，“在那些财政来源容易的地方，一般同志对于金钱观念非常厉害，无钱不做工，路不过一二十里，每送一信非一二元不行”。[31]有些地方，农民不是因为地主压迫而是因为自然灾荒而要求入党谋求生路。如南雄县委报告，1928年2月暴动之所以发展快，是因为上年早稻不熟，许多村庄粮食恐慌。一些村庄要求全村加入共产党，因为暴动“吃大户”可以在短期内解决吃饭问题，后来这些农民均受地主诱惑而反动。[32]还有些地方的农民为了眼前的物质利益而入党。如海丰苏维埃初建时，因党员分得的土地比普通农民多一倍，于是农民为了分双份田而纷纷要求入党。[33]
1703002877
1703002878
这个时期尽管中共中央一再要求大量发展城市工人入党，但工人加入中共者甚少，加入者多为失业工人。这些失业工人亦多存靠党吃饭的观念。如广州市委报告：党员“多是失业工人及散失的同志，收集回来，多凭个人介绍，简单的谈话，有些观念很不正确，也是放在党里面，或者有的是回到党来以为有差事，有钱领，所以一经接洽，就要求工作，要求伙食。初因为周围想找人，应付有时不妥，遂养成一个很坏的恶习，并且不如意时，就有到新同志中煽动者，一般失业同志受此影响，闹出很多纠纷”。[34]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亦不无遗憾地说，广州的党员成分大部分是罢工工友，失业者居多，工作方面不能深入群众，只有食饭等；党员没有受过相当的训练，加上生活问题没有解决，压迫一来他便马上变节。[35]同样的情形在当时广东省委所在地香港的党员中亦存在，一些党员“无经济不做工作”；一些支部“无机关便不开会”。[36]
1703002879
1703002880
雇佣革命倾向并非广东一省所独有，这个时期在其他省区党员中亦有存在。周恩来在中共六大所作的组织报告和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草案中，谈及组织上与党员思想上存在的错误倾向，“雇佣革命”即为其中之一。[37]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在六大以后提出“党员职业化”的口号，要求没有职业的党员自谋职业，选拔干部时多选拔有职业的干部；认为失业党员倚党生活，不仅加重党的经济负担，而且容易使党脱离群众。广东省委也指出：“党员许多是失业的活动分子，靠党生活。动摇分子至于脱离叛党，勇敢分子只能到群众前头去拼命，而无法插入群众中去领导群众。这些是党的力量削弱的最大原因。党员有了职业，便不会脱离群众生活，一方面自己抓住社会上经济命脉，一方面易于深入群众；另一方面自然可以减少党员的拼命主义和盲动主义的倾向。”[38]
1703002881
1703002882
但“党员职业化”在广东推行的效果并不佳。本来像革命这样的事业，需要一大批职业革命者全身心投入，党员干部的兼业势必妨碍工作。“党员职业化”推行的结果是，一部分有一定生存技能的党员干部借口“职业化”，要求辞卸党的工作去另谋生活；另一方面，“一般同志并不切实‘职业化’，反而天天向党讨生活。职业化的口号虽然在同志中已有了印象，但实行职业化的同志却是寥寥无几，党内天天闹同志讨生活的恐慌，天天讨论的问题，差不多大半是这些问题”。广东省委慨叹：“同志们尚未根本明了党是什么东西，他们好象以为党是维持党员的生活的，而不明了党是领导群众斗争的党。”[39]
1703002883
1703002884
中共成立以来，虽然经历了一场大革命的洗礼，但毕竟尚处于少年时期。大量资料显示，这个时期，一大批底层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队伍的；另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失业者、流氓无产者出于生存的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虽然这个时期中国革命处于逆境中，但并非所有参加革命者都具有坚强的革命信仰，盲目入党者甚至占多数。
1703002885
1703002886
1703002887
1703002888
1703002890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支部生活
1703002891
1703002892
对一个政党而言，既要保持组织的严密性和纯洁性，又要使组织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总是一个两难问题。列宁主义政党以“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著称。中共作为一个以列宁主义政党模式组建起来的政党，亦常以此自期、自许。那么，这个时期中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或接近于这一理想形态？下文试对广东党的支部组织情形作一具体考察。
1703002893
1703002894
“支部”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也是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与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西方议会政党一般仅有高悬在上的上层机构和遍布各方的散漫党员；党对党员没有多大约束，一般只要赞成党的政治主张，选举时投票拥护即可，党员入党、脱党均很随便。而列宁主义政党则不同，它有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支部”。在基层组织里，党员之间定期开会讨论，交流思想，共同行动，既相互了解，也相互监督，使党对每个党员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维系每个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并通过支部考察吸收新党员，确保党组织的群众性和严密性。
1703002895
1703002896
从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指示观之，中央显然充分认识到支部组织的重要性。特别是六大以后，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做到“一切同志都有支部，一切工厂中都有支部，一切支部都有支部生活”，要求每个支部的党员“到会，纳党费，看党报，推销党报，讨论问题，在群众中工作，介绍同志等等”。[40]但检阅这个时期广东各级党组织的大量报告，几乎千篇一律地声称，各地的基层组织支部，多数是有名无实的。1928年11月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到，全省党的支部号称数千，但大多数都不能按期开会，即使开会也很少能到齐；党员对开会没有兴趣，支部也很少分配党员工作。支部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因此也不能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党员活动多成了个人英雄的拼命主义，没能做到“一切工作归支部”。支部的发展，在城市，没有深入大的产业、交通、市政的工人中；在农村，一般没有深入地主势力占优势的大村，只偏重于小的所谓红色乡村。各地的基层党部，差不多都忽略了党员的教育训练工作，对党的政策也不能普遍了解，缺乏党内的讨论。下级党部的同志对党的政策多是盲目地听说。有些党员因不了解革命的前途和工作的出路，而表现烦闷消极等。[41]
1703002897
1703002898
支部组织的重要性和如何过支部生活，对多数没有文化的农民党员而言，本是相当陌生的。由于组织发展太快，加之此时党的中心工作放在武装暴动上，各地对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比如在廉江，近千名党员“似一盘散沙，简直说不上组织。过去无人负登记的责任，各支部的同志之增多减少俱无确实的调查，各个同志也模模糊糊只知自己是个党员而已，甚至有连自己的支部都不知道的”。县委也不知道全县党员的确数。省委巡视员到廉江视察时，询问全县有多少党员，三个县委常委竟答出三个不同的数目。各支部、小组不能按期开会，很多同志只在入党时同负责同志谈过话，此后便没有开过会。县委没有向基层党部发过宣传和训练材料。“土地革命的意义，党的一切策略，目前的政治情形，同志们也无从知道，一句话，训练工作等于零。”[42]
1703002899
1703002900
在顺德，“各区及支部通都涣散而不健全，名目上虽然有二十六个支部，区委有四个，但在实质上几等于零；党员二百余人，都是挂名的多。”[43]在广州，党的组织很不严密，党员的活动能力和对党的观念均薄弱，支部很少分配党员工作。[44]
1703002901
1703002902
东江各县的党组织在广东要算建立最早，而且斗争最激烈、最普遍，尽管如此，其党组织仍然散漫松懈。[45]在潮阳，党部自县委至支部组织均不健全。支部不能按时开会、报告、收党费及在乡村中发挥作用；县委不知道支部及党员的确数；区委委员多不负责，有的区委委员当选后甚至从未到过区委；大多数党员对党的观念很薄弱，党员的训练教育工作全无。[46]在陆丰，多数同志（9/10以上）都脱离党支部，不开会亦不工作。[47]932年4月召开的东江特委扩大会议坦承：“东江党的组织，很严格的讲是等于没有。党的领导群众工作，并不是经过组织力量去推动，支部不能起核心作用，而大多是少数同志个人英雄式的领导。大多数党员不能够做群众的模范，不能遵守党章上所规定党员应尽的最低限度的责任。”[48]同年11月，东江特委常委扩大会议再次指出：“在敌人残酷进攻的现时，支部多数瓦解，同志中多表现出右倾、灰心、悲观失望的错误观点，‘自新’叛变的现象各地都有，露骨的表现东江党组织上的弱点。支部不健全，不能讨论和执行上级的决议，同志多不缴党费，不能负起党员任务为党工作，党内缺少会议生活，县区委集体领导极薄弱，表现了各自为战的散漫状态。这是东江党普遍的现象。”[49]
1703002903
1703002904
在广东其他各地，情形也基本相似。党员多数是没有文化的农民，能读党报的很少。中央或省委所出的党报，又不能分发到支部。加之上级通告大多文字深长，一般党员看不懂。由于缺乏教育训练，党员的政治水平甚低。很多党员对党缺乏基本认识，连什么叫做C.P.都不能十分了解。[50]一些党员甚至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加入共产党。[51]党的政策和策略不能很好地传达到支部和党员中去。[52]“中央、省委文件从没有拿到支部去讨论，看都难得，连县委本身也不能通通看到的，马马虎虎，而从没有讨论，至工作同志到各区去大半把食宿问题做中心而不把工作做中心。”[53]党员不了解政治形势的变化，如上级党组织要求讨论“反五次围剿的决议”时，基层支部感到纳闷：“四次围剿”是什么时候有了，又在什么时候冲破了的，未听见讲过前四次“围剿”，又有什么第五次“围剿”呢？[54]
1703002905
1703002906
总之，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是这个时期广东各地党组织的普遍特征。
1703002907
1703002908
尽管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一再指示和强调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实际效果却甚微。其间的制约因素自然复杂。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列宁主义政党模式作为一种外来的组织体制，当其植入和运用到中国社会中时，必然面临着一个磨合和调适的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生存空间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其组织主体力量由知识分子转为农民以后，诸如“C.P.”、“苏维埃”、“阶级”和“阶级斗争”等一套洋名词已令那些乡下农民一头雾水，更遑论要运用这些洋组织和洋概念将他们动员起来呢！如规定支部党员每周开会一次，广东各地的农民党员即感不适。他们表示对开会没有兴趣。中共琼崖特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称：“同志讨厌开会的现象在琼崖特别普遍”。[55]在海丰，农民党员郑重其事地向党组织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不可毁弃神明；二是会不要开得那么多；三是女子不要那么活动。[56]“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这句民谣起于何时，尚待考证，估计在这个时期当已适用。因为它隐晦地表达了农民对共产党“会多”的不欢迎态度。对于那些长期习惯在散漫无序的乡村社会生活的农民党员而言，骤然要受列宁主义政党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东江特委报告，在普宁、惠来两县，农民同志许多以入党为麻烦多事，做错事时又要多受一层处罚，因此当党部开除同志或将同志留党察看时，那些被处罚的同志反而表示欢喜。[57]
1703002909
1703002910
由于入党前对党没有相当的认识，入党后又无严格的训练，甚至不知党为何物，这样的党员自然不可能有坚定的革命信仰。结果是入党、脱离均甚随便。来的时候是一批一批地来，去的时候也是一批一批地去。[58]这个时期，广东党员中脱党、逃跑、自首、叛变的现象相当严重。
1703002911
1703002912
这个时期，党员发展最快的地区多是暴动一度取得成功的地区，如海陆丰、琼崖等地。但当这些地区危机来临时，党员脱逃、离叛的现象亦最突出。在海丰，当苏维埃存续期间（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初），党员骤增15000人。但新吸收的党员，多数没有得到相当的训练，不晓得党的主义，不明了斗争意义，一到敌人临境，即表现畏缩，部分动摇而致叛变，坚决勇敢参加斗争者占少数。在陆丰，党员有2000余，不明党是什么的甚多，当敌人进攻时，能积极参加斗争者不上400人，余多畏缩逃散。[59]海陆丰政权之所以迅速丧失，党组织不健全是一个重要因素。1928年4月中央巡视员在报告中写道：“海陆丰党发展太快，对于党的训练缺乏，故每个党员，鲜有对党有正确的认识。当每次政变，叛变、灰心不干以及逃走的，至少在百人左右。非独海陆丰党员如此，而红军中亦有此现象发生。”[60]随着白色恐怖的日趋严酷，党员中动摇人数亦呈上升趋势。据1929年4月中共海陆紫特委给省委的报告，海陆丰已“自新”者计有二三百人之多，“还有多少同志想走此道路”。[61]
1703002913
1703002914
据东江特委报告，各地党的发展与否，完全恃政局为转移。在暴动胜利时还能多少吸收一些党员；当敌人压境时，因党员之逃跑，党的力量便骤然减少。如惠来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吸收党员千余人，白色恐怖一起，将近一半逃跑，连县委、区委委员亦跑得不知去向；仍旧留在乡村的党员，则不敢和党部通消息，实亦等于脱党。普宁的党员大多是自耕农，与惠来一样，压迫一来，逃跑过洋者近占半数。据东江特委1928年6月的报告，普、惠两县农民党员逃往海外（暹罗）者约1000人，匿居山上或搬到别乡和不愿与党发生关系者约占十分之六七。[62]
1703002915
1703002916
类似的情形亦在广东其他各地存在。广宁有党员200多人，“逃走的占二成，消极的占二成，积极奋斗的只得二成”。据称在西江地区广宁党的基础尚算较好。在高要，敌人的镇压一来，9个县委跑了6个；党员有的因生活问题脱党另谋职业，亦有的入山做土匪。[63]在云浮，130余同志，“投机动摇分子居多”。[64]在化县，有党员一百几十人，县委准备发动一次暴动，但是暴动尚未起，听见有敌军开来，党员便四散逃走了，全县党组织亦随之而瓦解。[65]
[
上一页 ]
[ :1.70300286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