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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省委的津贴有限，一些县市党部常因经济问题对省委表示不满。如1928年7月顺德县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埋怨省委不能按时津贴，“至今相隔个多月，仍未见省委继续发给津贴，好似实行经济绝交一样，弄到顺德的党不生不死的状态”，声称若不从速设法接济，县委的工作势必消沉下去。相隔不到一月，顺德县委再次在报告中写道，负责同志要吃饭，活动同志要川资，印刷宣传品要纸墨，这些是强健县委最低的限度。报告指责省委每月的津贴50元或60元也是口惠而实不至。牺牲的同志，其家属遗族得不到组织上的物质帮助和抚恤，甚至连精神上的安慰也没有，结果在同志中产生不良影响：“一人牺牲，百人退倒”。报告认为该县党的组织不健全，“都是省委无钱交来所致”，指责省委为“盲官黑帝”，“自认革命党人对于这些常识（引注：指无钱没法办党）都不懂”。[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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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县委亦声称，省委的津贴既无确定的数目，又不能按期接济，县委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同志食饭发生恐慌，许多同志因此灰心而私逃，县委感到无法维持。[84]一些县委为了领取津贴，接二连三派人赴省委，甚至整个县委全体委员齐赴省委坐索。[85]当时广东各县党部普遍感到有两大压力威胁其组织的生存：一个是白色恐怖的压力，另一个即是经济的压力。上下级党部之间常因经济问题而导致关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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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广东一些县委的经费预算，每月一二百元不等。开支项目中，最主要的是县委委员和巡视员的生活费。如惠阳县委每月预算为250元，内中伙食费135元，交通费50元，宣传费15元，杂费50元。[86]所谓杂费，主要用于县委委员的医药费以及购置衣服、鞋、雨具等费用。县委每月预算中约有70%～80%用于县委委员的日常生活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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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县市委外，一些区委亦仰赖省委津贴，如番禺县一、二区区委声称，区委经费，毫无办法，只有依靠省委津贴，否则无法活动。各区每月预算二三十元不等，并强调“要请省委发足，才有办法分配同志到各处活动”。[87]一些支部亦表示有津贴才能工作。据广东省委通告，“各地党部对区委津贴是很普遍的现象，对支部津贴的亦为数不少”。[88]其时，广东各地县委和区委委员基本上都是脱离生产的职业革命者，支部委员中亦有少数是专职的。如东江特委规定，县委、区委和重要支部须指定专门在党内负责同时不兼外部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的生活费，由上级党部供给。[89]广东全省从党组织领取生活费的党员干部占多大的比例，未见相关统计，估计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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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事业的需要来讲，一个革命党必须有一大批脱离生产的职业革命者全身心投入；而对一个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地下党而言，又希望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有一个谋生的职业以减轻党的负担。对当时的革命者而言，谋生与革命常常是难以兼顾的。如云浮县委书记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对于各支部的负责同志未有全力的工作，其原因不做工冇饭食，对于经济非常痛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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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广东省委专门就党的经济问题向全省各级党部发表通告，指出党的经济已趋于危困的境地，党的经济问题已成为党内很严重的问题；并认为津贴制度是造成党的经济不堪重负的一个重要原因。通告称：“目前党差不多形成普遍的津贴制度，各地党部亦以为要解决经济的困难唯一的希望是上级增加津贴。因此，遇到有什么困难便马上跑来省委解决，以为到省委对于经济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很少能自己设法补救。过去各地同志来省委解决问题的，过半数是为解决经济问题而来的，便是例证。”省委通告还指出：“同志中更有一种恶劣的观念，以为做党的工作一定要得党的津贴；在党分配工作时，甚至有‘无钱就无法指挥同志’的情形。这个观念的形成，不但党的经济破产，即党的纪律亦一扫乌有！”省委慨叹：“目前同志中普遍的没有爱护党的观念，自动协助党费的寥寥无几，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自己生活困难却来找党解决，要求党维持生活。如此，战斗的共产党将变成维持同志生活的集团，斗争的意义将完全消灭了！”省委严肃地指出：津贴制度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办法，是国民党式的恶劣遗留。“无产阶级政党主要的是要靠同志来维持党的经济，现在却相反的，同志要靠党来维持他们！”[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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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一个两难问题：从党的原则来讲，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党员养党”，但从党员的社会成分而言，共产党是一个“穷人的党”，党员多数是贫苦农民，客观上又只能是“党养党员”。何况他们中一些人入党的动机就是指望解决个人衣食问题。按照共产党党章的规定，每个党员必须经常按期缴纳党费。广东省委也制定了党费征收条例，要求下级党部严格执行。但这个时期广东党员大多数没有缴纳党费。[92]“党费的征收很不普遍，只是成为偶然的事件；特别捐，所得捐，还没有使全党同志深切了解，自动的缴纳；各地党部有些竟是分文无收进。”[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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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而言，向党员征收党费，主要还不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广东省委指出，收党费包含有两种重要意义：一是使党员认识到党是党员的集体，党的生命需要党员来维持；二是通过按期交党费，培养和训练党员的团体化、纪律化的观念。[94]因此，广东省委于1930年2月向全省各级党部郑重通告：“凡连续三个月不交党费者，无论什么同志都要无条件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党！”[95]然而时隔一年多以后，省委无奈地承认：“直到现在，只有琼崖特委、惠阳县委曾经进行了征收党费的工作，同时做的还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其他各地党部，完全忽视了这工作。”[96]这个时期，未见广东党组织有因不交党费而开除党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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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地方党部不仰赖省委津贴而自筹经费者。自筹经费的办法，主要是向富有阶层勒筹。如琼崖特委自称：“收入全靠借、捐、抢、勒、骗……等”。[97]各地具体筹款方式不一，或公开向地主筹捐（南雄），或敲富人竹杠（顺德），或“掘富人骨头勒赎”（潮阳），甚至拍卖反动家属之妇女儿童（五华）等。[98]各地最常用的筹款方式是绑票。绑票在广东各地叫法不一：“捉猪”、“抓猪”、“参吊”、“拉参”等。尤其在东江各县，经济来源几乎全靠“抓猪”。[99]由于“抓猪”筹款来得容易，东江各县每月经费开支甚大。如五华、兴宁、丰顺等县每月经费一两千元；兴宁县委有一月曾用过2万余元。这些钱均是向富有阶级“捉猪”得来。各县县委、区委甚至一个支部，都忙于计划“捉猪”，动员群众等革命中心工作被搁置一边。[100]在潮阳，因“捉猪”所得甚丰，党员过着丰厚的生活，赤卫队员每月有20元的薪水。[101]在海陆丰，因富有阶级多半已跑了，特委为了筹款，饥不择食，所捉的“猪”只是稍有资产者，甚至自耕农都捉，农民群众目之为“赤色土匪”。广东省委认识到“捉猪”有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容易使同志生活腐化，二是影响党在群众中的信仰。但在无法津贴和接济地方党组织经费的情况下，省委原则上不制止各地“捉猪”筹款，只是反对土匪式的饥不择食的行动，指示各地“捉猪”要有计划、有组织，由特委负责组织特别队，非常秘密地去干，目标要针对富有阶级，反对扰及农民。[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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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委而言，“捉猪”虽对党和革命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但在白色恐怖的情境下，为了党组织的生存，“捉猪”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尽管省委力图区分“土匪式”“捉猪”与革命式“捉猪”的界限，但“捉猪”这种行为仍难免使农民在现代革命党人的行为与旧式叛党的行为之间产生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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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的另一重要问题是交通和情报传递问题。它关系到中央的意志能否通畅地传达到每一层级组织，同时各级党组织的活动信息能否及时反馈给上级党部。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是否具有较强的生存和应变能力，与交通和情报传递是否敏捷通畅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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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代，电报等现代通信手段已在中国使用，但由于地下党斗争的秘密性，除少数特殊和紧急情况外，一般不常利用官方的电信系统。这个时期中共党内的情报传递主要依靠书信和人员往来，传递速度比较迟缓。其时广东省委驻在香港，沪中央与粤省委之间，文件传递一般需要20多天甚至一个多月。在此期间，政局难免瞬息多变。中央根据此时此地政治形势作出的重要决策，传递到相距较远的地方党部时，有可能与彼时彼地的情形南辕北辙。如1929年3月广东省委致中央信称：“关于中央每次来的政治通告，每因时间性的问题，发生不同的见解。如现在中央三十号通告是二月八日发出，省委接到时已是三月六号了。在这一个月内政治变幻是不能避免的，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的蒋系与地主买办阶级的桂系互相冲突最激烈时候，所以省委希望中央的政治通告早点发出来，否则失了时效，党不能随政治的变迁很快的去反应，并且给下级党部于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情形仍模糊和困难。”[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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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激烈的斗争需要高效敏捷的应变能力，而其通信技术手段和党内情报传输速度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自然难免贻误时机。1930年8月，广东省委再次埋怨“中央对省委交通太慢，有时间性的文告，使省委执行困难。‘七一六’反军阀战争的通告，在七月五日才到港，等省委讨论起草，印发出去后，已有使其他地方，尤其是远一点的无法措手。‘七一六’的工作，北江在事后才接到，东江接到已无余时了”。[104]由中央至省委，再由省委、特委转发县委，层层递转的结果，“有些地方的负责同志都要经过一两月以后，始能接到党的文件，懂得新的环境与党的新政策；一般同志甚至于完全看不见党的文件。”[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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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强调上级对下级“最大限度的集权”，和下级对上级“绝对的服从”，要求每个党部都要严格地与其上级及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联系。[106]在这种情况下，缺乏自主意识的下级党部必须等待上级党部姗姗来迟的指示才能开展工作，其反应势必迟缓被动。情报传递速度亦难适应党内集权体制的需要。1929年10月，海陆紫特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即称：省委对各地工作之应付，表现得很迟钝，如秋收斗争等工作，都须等中央通告后才决定；若各地党部又呆板地等着省委通告，才能决定一切工作，则妨碍工作实大。[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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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广东省委之间情报传递的密度如何呢？据1928年4～7月广东省委收发文统计，广东省委共收到中央来信10件，其中只有4封是指示策略的信；同时间内，广东省委向中央发出信件5封。[108]也就是说，中央对广东省委平均一月一次策略指示，而广东省委对中央亦基本上是一月一次工作报告。对当时强调高度集权和绝对服从的中共而言，这样的联系频率并不算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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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广东省委与下级地方党部之间的联系。据1928年4～7月广东省委收发文统计，省委在此4个月中，总计与5个特委、8个市委和33个县委有通信往来。各级地方党部每月平均向省委提交的报告：特委1.7件，市委1.1件，县委0.7件。省委每月平均向地方党部发出的指示：特委1.6件，市委1.0件，县委0.4件。[109]由此观之，广东省委与特委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与县委之间的联系则较差。省委要求各县、市委每周至少向省委做一次通讯，每月做一次书面报告，[110]显然大多数县委没有做到。1928年是广东党组织发展较快的一年。是年底至翌年初，各县市党部遭到一次全省性的大破坏。此后，广东省委与各县市党部的联系日趋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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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级党部之间除书信往来外，还有人员往来。中央、省委、特委、县委，均派遣有巡视员分别巡视和指导下一级党部的工作，与此同时，下级党部有时亦派遣同志向上级党部汇报工作。巡视制度在广东的推行并不理想，一是没有建立经常性的巡视员制度，巡视人员有限，特委和县市委大多没有固定的巡视员，巡视不周；二是对巡视制度不能正确地实行，如省委派出去的巡视员大都参加特委工作，离省委机关太久而失去巡视员作用；或者是“走马观花”，对各地的工作没有大的帮助[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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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委对各县市党部的指示内容，一方面是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另一方面是针对各地方党部的报告进行具体的工作指导。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方党部常对省委的指导表示不满，认为上级机关对各地实际情形隔膜，以致下达的指示不切合实际环境；其次是指导不敏捷，以致耽误时机；而且指导多为空洞的理论，缺少技术性和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方法指导。如暴动，省委的通告不外“马上暴动起来”、“煽动大多数同志起来参加”、“须是群众的行动”、“暴动成功即分配土地，组织苏维埃”等，而对暴动的实际方法则无指示。而下级党部盼望省委能够搜集各地暴动方法和经验材料，指示各地党部有关暴动的具体办法。[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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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省委也经常批评下级党部对省委指示执行不力，“各地接到通告后，对于通告的内容，没有深切的研究，对于执行的方法又没有充分的注意。有些地方接到通告后，连指导机关都不讨论，负责同志完全不阅看。通告一到，即存在秘密收藏的地方，不但下级党部得不到指示，连上级负责人都影响不到。有些地方比较注意的，则于接到通告后不加以详细的讨论，原篇全文很机械的转到下级党部（县委、区委、支部）去，使下级党部接此项通告后，因为内容复杂，文字深长，简直无从讨论，结果通告仍无法执行。”[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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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省委的文件通告，文字深长，晦涩难懂，是影响下级党部理解和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时期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县委以下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亦多是农民出身，而上级党部在下发文件和通告时，未考虑基层党部和党员的接受能力。有时中央通告连省委委员都不能理解。1928年12月中央巡视员毅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即提到：广东省委“最近对政治问题常讨论，但对于反帝通告讨论结果甚坏，一方面是同志对国际情形太不懂，而另一方面是中央通告太长了，包括的‘概念’太多了”。[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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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省委都弄不懂的一些“概念”，若传达到基层支部的农民党员那里，自然如同天书了。像“苏维埃”这样的洋“概念”要让当时中国农民理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国焘回忆，“苏维埃”这个由俄文译过来的名词太生硬了，一般农民不易懂得。即使在已有三年历史的鄂豫皖苏区，“苏维埃”的含义还不为一般农村党员和人民所了解，有的认为“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别号，有的认为“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儿子。[115]尽管“苏维埃”这个名词在苏区已是家喻户晓，但没有多少人明白它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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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言之，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文件决议和通告尚能较好地传达到省委、特委，到达县委一级后即往往停顿下来。县委以下的区委、支部很难看到党内文件和党报。据1929年广东省委工作报告，《红旗周刊》和《学习半月刊》是当时广东省委办的两大党报，据称前者是省委政治机关报，是各级党部政治路线的根据；后者是党内干部党员的读物，登载中央和省委文件，同时发表对党的政治组织路线的讨论文字。但这两大刊物总不能如期出版，而且印数有限，前者每期只印600～800份，后者仅印300份。两刊的发行，9/10以上分发在省委所在地香港，其他各县市委不能普遍分到，少数几个重要的县市委至多能分到一两本。至于中央出版的《红旗》，因寄给广东太少，县市一级党部甚难看到。[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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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个时期的中共而言，它虽然拥有一个自上而下、由中央直至基层的多层级的组织系统，但这个组织系统远未达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程度，中央的意志难以贯彻到党组织的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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