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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即使处于逆境中的革命党，其加入者也未必都具有坚强的革命信仰；这个时期参加革命的农民多数是盲目的。一大批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队伍的；另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失业者、流氓无产者，或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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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共组织的实际运作与其理想形态之间存有较大差距。中共向以“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著称，而1927～1932年间华南的中共地下党却是另一面相：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教育训练，入党、脱党均甚随便；党的纪律无法执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意旨难以有效地贯彻到党组织的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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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济窘迫与白色恐怖是这个时期中共地方组织生存所面临的两大压力。松弛涣散的党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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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工人农民的生活虽然日趋贫困化，但要动员贫困化的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这个时期广东的情形表明，参加革命最踊跃的往往是那些比较偏僻的小乡村民众，而非受地主压迫最甚的大乡村农民。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拥护阶级斗争或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农民的宗族地缘观念浓于阶级和革命意识，地方主义和宗族性渗透于党的组织中。党在力图改造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改造和利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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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看法缘于对广东中共组织的地域性考察。这种地域性的考察结论对该时期中共历史是否具有普遍性的认知意义，尚有待更多地域性研究的累积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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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笔者有限的阅读所见，此前日本学者高桥伸夫曾对同时期河南、湖北等省中共地方组织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参见《中国共产党の组织と社会：河南省，1927～1929》，《法学研究》（东京，庆应义塾大学）第70卷第6号，1997年6月；《中国共产党组织の内部构造：湖北省，1927～1930》，《法学研究》第71卷第5号，1998年5月；《根据地にぉける党と农民：鄂豫皖根据地，1931～1934》，《东瀛求索》（东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第11号，200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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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中共广东省委通告中常称：“我们的党处在反动统治的环境下，全体同志应该充分的了解地下党的生活”；“同志们！我们的党是斗争的党，是地下的党。”《中共广东省委特别通告》（1929年3月1日、10月12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以下均简称《广东文件》），1984，甲14，第171页；甲16，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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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南路特委给省委的第一号报告》（1928年4月26日），《广东文件》甲23，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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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振位：《广东革命根据地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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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共广东省委通告》（1927年9月），《广东文件》甲7，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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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1929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对益阳工作的指示》指出：“现在中国因为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政治经济的统治特权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间的矛盾，国民党军阀间争夺地盘战争的矛盾，已酝酿成一次、二次国民党军阀的混战，现在又进到第三次混战了。在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军阀各种侵略与剥削和纷乱生活之下，全国群众一天一天贫穷化，一天一天革命化。因此中国的革命已走到复兴时期来了。由上列三大矛盾之推测，中国革命的高潮必定不可避免的要到来，而且是不久或很快的要到来。在这革命高潮要到来的时候，即是中国党领导革命群众夺取政权完成中国革命的时期。”见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印《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7集，1984，第359～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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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27年8月至1934年3月间，广东省委曾三次改名：广东省委（1927年8月至1931年2月）—两广省委（1931年3月至1932年9月）—两广工委（1932年9月至1934年3月）。为方便叙述，本文统称为“广东省委”。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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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共番禺临时县委四月份给省委报告》（1928年5月），《广东文件》甲32，第98～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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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东全省党的组织统计》（1928年8月7日），《广东文件》甲12，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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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共南路特委给省委的第一号报告》（1928年4月26日），《广东文件》甲23，第234页；《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党的问题决议案》（1928年4月13日），《广东文件》甲9，第223页；《中共广东省委致顺德县委信》（1928年8月6日），《广东文件》甲12，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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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共陆丰县委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广东文件》甲30，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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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24日），《广东文件》甲26，第161、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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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70、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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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制定新的组织法，规定省委与县委之间可以设特委，但特委不是经常的党的系统中的一级，而是为工作需要设立的临时组织。（《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第76页）特委的设立常有变动。1927年8月至1934年9月间，广东省委下属的特委先后设有11个：琼崖特委（1927年7月至1934年9月）、潮梅特委（1928年1～6月）、海陆惠紫特委（1928年10月至1930年10月）、东江特委（1927年8月～1934年8月）、北江特委-曲江特委（1927年12月至1929年3月；1929年11月至1933年夏）、西江特委（1927年9月至1928年6月；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西江上游特委（1928年3～11月）、南路特委（1927年7～11月；1928年4～12月）、顺德特委（1929年11～12月）、广西特委（1928年1～9月；1929年4月至1930年8月；1931年3～6月）、湘南特委（1931年）等。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中），第1534～1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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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南路工作计划》（1928年1月），《广东文件》甲8，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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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据1928年8月广东省委文件载，全省按地理划分为几大区域：东江，包括海丰、陆丰、惠阳、潮阳、揭阳、潮安、澄海、丰顺、兴宁、梅县等县；西江，包括广宁、罗定、高要、云浮、四会、三水等县；北江，包括曲江、英德、清远、南雄、花县等县；中路，包括东莞、宝安、增城、南海、番禺、中山、顺德、台山、阳江等县；南路，包括廉江等县；琼崖，包括琼山、儋县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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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共潮阳县委关于党务方面报告》（1928年5月15日），《广东文件》甲31，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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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番禺规定每个党员两星期最少吸收同志1人。见《中共番禺临时县委给省委报告》（1928年5月），《广东文件》甲32，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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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共南路特委给廉江县委的指示信》（1928年5月1日），《广东文件》甲23，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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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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