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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继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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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政党而言，第一代魅力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往往是考验其组织调适力的重要关口。由于党的创建者大都是青年人，其换代期势必在时间上拖得很长，加之创业的第一代往往能力超凡，长期在其光环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很难脱颖而出。第一代领袖一旦逝世，继起者在能力与威望上均遥不可及。党内一时难以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和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在无人足以服众的情况下，党内继承权之争亦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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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首先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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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北上以前，孙是中政会的当然主席。孙不出席时，由胡汉民代行。[34]孙中山北上之际，又任命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显示孙对胡确有特别嘱托。另一方面，汪精卫在北京侍疾期间，也得到孙中山的深度信任，不仅经常代表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外发言，而且在孙病危之时，是“总理遗嘱”的执笔人。他主持北京政治委员会所表现出来的气度和才干，也颇得党内同志的好评。[35]在这种情形下，汪精卫如果萌生角逐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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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孙中山丧事料理完毕，北京政治委员会也随之寿终正寝。吴稚晖和李石曾等人主张在北京召开中央全会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汪精卫没有同意。[36]汪深知要角逐最高领导权，必须回广东不可。1925年5月初，汪精卫由北京回到广东。据蒋介石日记载，汪精卫回到广东的第一件事，即径往潮州晤蒋，主动要求与蒋结拜为把兄弟，并劝蒋“实行总部参谋长职权”。蒋有点受宠若惊，在日记中写道：“同志对余如此亲爱，愧感交集。”[37]汪的这一举动，显有拉拢和争取蒋为自己同盟者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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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蒋介石外，另一实力派军人许崇智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目前虽未见汪、许交谊的直接史料，却有胡、许交恶的足够证据。[38]许是粤军总司令。当时论军队的数量，以许的粤军为最多；论军队的素质，则以蒋的黄埔党军为最锐。当汪、胡竞争最高领导权之际，蒋、许两人均有排胡拥汪的意向，鹿死谁手，大局基本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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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地位日隆。他以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运用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广州几乎一言九鼎。[39]有资料显示，鲍对胡早有成见，认胡“难以相处”；[40]而对汪则认为“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41]一般的说法，汪精卫在与胡汉民的竞争中之所以能胜出，与鲍罗廷的谋略运用密不可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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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方所述，胡汉民为人刻薄，气度狭隘，城府太深，消极方面多有得罪，积极方面又未能赢得党内同志的多数信仰。武人如粤军之许崇智固与之势不两立，湘军之谭延闿与滇军之朱培德对其亦恶感多而好感少；文人方面，“胡戴（季陶）交恶”、“胡廖交恶”更早有传闻。[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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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胡汉民仍以“代帅”自居，并有意重新揽回政治委员会的主持权。北京政治委员会结束后，胡汉民于1925年6月14日在广州大本营重新召集政治委员会会议。值得注意的是，是次会议被胡称为第14次会议，其排序是：孙中山北上之前召开过12次会议，孙中山北上期间，胡汉民于2月19日在广州召开的会议被排为第13次，而是次被排为第14次。这意味着胡汉民有意将汪精卫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各次政治委员会议，排除在中政会的法理序列之外；政治委员会委员也恢复为孙中山北上前的格局。北京期间的政治委员会委员如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等不再担任，亦即否认北京政治委员会存在的合法性。[44]否认北京政治委员会的合法性，自然意在削减竞争对手汪精卫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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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胡汉民进一步强化广州政治委员会的职权。如6月14日第14次会议决议：“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政治委员会，以指导国民革命之进行”；“关于政治之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政府之名义执行之。”[45]这一规定可以理解为政治委员会为整个国民革命的指导机关，而不只限于政治指导；对于中执会，中政会应对其负责；而对于政府，则中政会是指导和决策机关，政府是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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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政治委员会召开第16次会议，决议设立中央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会议并于委员中推举一人为主席，并确定新政府的组织大纲及成立日期。[46]6月22日，政治委员会开会讨论国民政府的人选问题。[47]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于广州。但出乎胡汉民意料的是，汪精卫竟以全票当选为首任国民政府主席，同时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而胡本人仅被推选为毫无实权的外交部长。因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尚未为列强所承认，所谓外交部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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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以往认为汪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胡的“代帅”职权即随之解除，因而也意味着胡汉民在政治上失势。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因为除外交部长外，胡汉民还是政治委员会主席。[48]正是以后者为凭借，胡汉民仍在一段时期里得以与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相颉颃。《邵元冲日记》载，胡汉民在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曾致电邵，促其速赴粤，声称“政治委员之责任，在改组后更为重要”。[49]胡汉民可能有意抬高政治委员会的地位，藉政治委员会与汪之国民政府抗衡，此点从这一时期政治委员会的相关决议中充分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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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7月8日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议决：“党与政府及军事之政策，未经政治委员会讨论以前，无论何项机关都不能决议；如有决议，即认为无效”；“国民政府委员会开会之先，须有议事日程，此议事日程须在政治委员会先行讨论”；“议决受政治委员会指导监督之机关，对于政治委员会所决定之事件文书，不得于其重要之点有所更改，如临时发见有特殊之事实，许该机关提出疑义，由政治委员会审定之”。[50]这意味着中政会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国民政府既置于中政会的指导监督之下，国民政府主席也须受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指导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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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政治委员会议决“一切物质之来源，均认为本党之财产，由政治委员会为党之用途处分之”。7月15日，政治委员会进一步讨论“集中党务于政治委员会问题”，决定“政治委员列席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时，对于政治委员会之议决案，只能提议修正文句，不能变更意义”。7月27日，政治委员会议决，中央组织部应直接受政治委员会领导，中央组织部长应出席报告全国各地党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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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决议，意味着中政会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明确规定其权力至高无上，集权的范围和力度均属前所未有，与俄共中央政治局几无二致。不仅国民政府，连党章规定的“最高机关”之中执会亦受其节制，甚至中执会直接主管的党务，中政会也要加以干预。同时政治委员会可越过国民政府直接向省市政府发号施令。[52]这是中政会权力之鼎盛时期，也正是胡汉民担任政治委员会主席时期。可以说，这一阶段，胡汉民至少可以与汪精卫平起平坐，或可称为“双雄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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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的真正失势，应是在廖仲恺被刺案发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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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于廖案的起因，两岸史学界多从国共党争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是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不满廖“亲共”所致，实则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参与刺廖的嫌犯胡毅生、赵士觐、林直勉、林树巍等人均是胡汉民的追随者，胡毅生更是胡汉民的堂弟。这些人平日以拥戴胡汉民自命，在案发前曾多次聚会于胡汉民家，攻击廖仲恺，并商议驱逐廖仲恺事。且案发后，这些人仍以胡汉民为护符。[53]胡汉民虽未直接参与“刺廖”，但“刺廖”乃其追随者所为。这其间显然有胡廖之间的个人恩怨潜存。有资料记载：“当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内部纠纷迭起，最重要者，即为‘廖胡交恶’，盖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虽属汪精卫，但在政治上居最重要地位者，实为廖仲恺。胡氏之被推为外交部长，亦系廖氏之意……廖氏之所以推胡任外长者，实欲暗示胡氏自动去职也。”廖案前夕，外报已有“胡氏另有企图，将不利于广州当局，尤不利于廖氏”之说。[54]故廖案发生后，胡汉民难脱干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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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案发生后，政治委员会指定汪精卫、许崇智与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宜，并“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56]汪精卫认为，胡汉民对廖案虽不负法律责任，但须负政治责任。中政会遂派胡汉民赴苏俄“养病”及考察，含有放逐之意。与此同时，政治委员会（9月2日第52次会议）增补蒋介石、孙科、谭平山为委员，汪精卫亦名正言顺地接替胡汉民为政治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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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利用廖案排胡，在国民党“老同志”中激起波澜。《邵元冲日记》载：广州廖案发生后，在上海的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刘芦隐和邵元冲等人均对汪精卫的做法及其为人甚表愤慨，认为“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引注：即胡汉民），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随后几天内，邵元冲又获悉广州方面对林森、邹鲁、谢持、许崇智等亦有排挤倾向，他在日记中感叹道：“粤中相煎益急，始作俑者其责任将如何耶！”[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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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聚集在上海的国民党“老同志”有谢持、叶楚伧、茅祖权、邵元冲、沈定一、戴季陶、覃振、孙科等人。这批人之会聚，除对“联俄容共”政策持有异议外，共同对汪精卫不满，是他们结盟为西山会议派的一个重要因素。《邵元冲日记》中所记西山会议派最初聚集情形，除了共愤汪氏“剪伐异己”外，未见涉及“联俄容共”的政策分歧。当然邵氏日记未记载，并不表明他们对“联俄容共”问题没有看法，但当时在上海的这批“老同志”似乎更关注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汪氏不满的“老同志”，并非因汪氏如何“左倾”，而更多的是“从友道信义上立论”。如戴季陶致粤中各人通电中，大谈“友道信义”，认为汪精卫“不应苛遇展堂”，谴责汪氏为人“狡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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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汪、胡两人在国民党内的口碑，一“长厚”，一“刻薄”，对比十分鲜明。孰意廖案之后，形象完全颠覆。其实谴汪者未必均“同情”胡，内中难免存有一己之私。以邹鲁为例，其时刘震寰与杨希闵的滇桂军控制广州的财税，邹主持广东大学，依靠与刘的私谊而分得几项税捐。当广州当局决心解决滇桂军时，邹赞成打杨希闵而反对打刘震寰。国民政府成立后，力图统一财政，广东大学所包办的税捐也被一并收归财政部。邹因此而对汪精卫深怀不满，四处散发函电言论攻击汪，汪乃通过政治委员会免去邹的校长职务。两人于是交恶日深，以致陈璧君担忧邹鲁因仇汪而迁怒乃至谋害其子女。[59]邹随后成为西山会议派中最活跃的一员，即种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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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案发生一个月之后，许崇智被蒋介石驱逐赴沪。此事本来与汪精卫没有直接关系，但许崇智在痛恨蒋介石的同时，对汪精卫似乎更不能原谅。在许氏看来，汪当选任国府主席，自己立有殊勋，而蒋之敢于驱许，势必先得汪之同意。[60]他到上海后，对邵元冲等人说：“介石有时或受人挑拨，盛气难回，然精卫不为之谅解，而反投井下石，殊非对友朋之道。”[61]因而对汪极为愤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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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会议派的形成，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对“联俄容共”政策不满；二是对汪精卫个人不满；三是对中政会的“僭越”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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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会在国民党党章中缺乏法理依据，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全党愿意接受他的“独裁”，党内虽有人对中政会的设立有所质疑，但因是孙中山亲自主持，质疑者毕竟不敢公开演进为反对。孙中山逝世后，中政会实际成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随着中政会集权的强化，中执会的权力大受侵蚀，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很难参与机要决策。中政会委员中，有几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从而出现部分中委“边缘化”，而部分非中委进入权力核心之怪局。一批受到冷落的“老同志”尤其心怀不满。反对中政会的声音亦随之而起。[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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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上述多种因素汇聚下，一批国民党中委“老同志”于1925年11月下旬在北京西山集会，试图与广州的党中央相分庭抗礼。由于西山会议派以反共分共相号召，以往学术界对西山会议派的认知，多专注其分共反共的面向，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和遮蔽了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一面。[63]其实，西山会议派常以“路线”之争的面目呈现，但其幕后的纷争未必都和意识形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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