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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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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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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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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另有中央监察委员5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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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李玉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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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批人被鲍罗廷称为“国民党老朽”、“右派”。国民党改组之初，鲍罗廷即注意与“右派”展开斗争，并力图将其从国民党权力中心排挤和清除出去。参见《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5～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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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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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1924年7月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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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国衡半月刊》第1卷第12期，第32页；陈之迈：《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第608页；彭厚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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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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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委员的出席次数：孙中山8次，胡汉民11次，汪精卫7次，廖仲恺9次，伍朝枢10次，邵元冲6次，瞿秋白6次，鲍罗廷12次。据《政治委员会第1～12次会议记录》统计，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以下简称“党史馆”）藏《中政会档》：00-1/27。下引中政会档，出处均同此，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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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国民党周刊》（第9期以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周刊》）1924年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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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编《政治总报告》（1929年3月），《中政会档》：00-1/2；另参见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国衡半月刊》第1卷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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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彭厚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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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政治总报告》（1929年3月），《中政会档》：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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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治委员会第10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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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24年10月初，孙中山在鲍罗廷的鼓动下，还一度打算成立一个名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这一机构可能位于政治委员会之上，其地位比政治委员会更为核心，权力更为集中，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并加大“以俄为师”的力度。但不知何故最终未能正式成立。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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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继等三监察委员弹劾共产党呈文》，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影印2版，第303～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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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1924年7月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97～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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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8～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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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明接受孙中山遗嘱经过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267页。另据张国焘回忆，北京政治委员会委员还有丁惟汾、王法勤、张国焘等人，后来又陆续增加了几个由广州到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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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汪精卫电报原件藏党史馆，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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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政治委员会第13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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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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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925年1月26日，汪精卫致吴稚晖函：“稚晖先生大鉴：敬启者，顷奉总理命令，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移至北京，以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邵元冲为委员，鲍罗廷为顾问。谨此布达，即候台安。汪精卫谨启（黄昌谷代）。”毛笔原件，党史馆藏档：稚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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