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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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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925年1月26日，汪精卫致吴稚晖函：“稚晖先生大鉴：敬启者，顷奉总理命令，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移至北京，以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邵元冲为委员，鲍罗廷为顾问。谨此布达，即候台安。汪精卫谨启（黄昌谷代）。”毛笔原件，党史馆藏档：稚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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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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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925年2月14日鲍罗廷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也谈道：“目前在北京有7位政治局委员在领导全部工作。还有半数的中央委员也在北京，他们与政治局经常举行联席会议。”见《鲍罗廷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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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2月5日“对于应付粤中时局及以军事委员会代行大元帅职务事，有所讨论”。2月7日“讨论对于善后会议之态度及对于执政府应取之方针”。2月11日“讨论西南大团结事”。2月28日“商金法郎案事及国民会议促成会事”。见《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11～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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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政治委员会第1～12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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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78～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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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汪精卫致吴稚晖、李石曾函》（1925年5月2日，钢笔原件，党史馆：稚7560。吴、李主张在北京开会的原因不详，可能是为了延续其在北京的权力，担心政治委员会迁回广州后，自己的委员资格有可能被取消（政治委员会在广州重开后，吴、李不再是政治委员会委员）。但此点仅是笔者的推测，尚未见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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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见1925年5月8、10日蒋介石日记。6月21、27日蒋日记中尚有多处有关汪夫妇对其亲爱逾常而感激莫名的记载。陈公博回忆录中，转述谭延闿的说法，汪蒋结为把兄弟，是蒋主动。（陈公博：《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第70页）显为不明内情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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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如1925年8月15日蒋日记载：“再访展堂（引者注：胡汉民）兄，为彼与汝为（引者注：许崇智）兄意见太深，汝则且有两不相立之心，故劝展让步出游也。”另据陈公博回忆，胡、许交恶由来已久，其详情请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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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张国焘：《我的回忆》（2），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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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蒋介石致孙中山函》（1924年10月9日），《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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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语出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第145页），未见原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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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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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伯矢：《胡汉民政治生涯之一页》、杨新华：《廖仲恺与胡汉民》，均载《现代史料》第2集，海天出版社，1934，第151～163页；陈公博：《苦笑录》，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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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台北党史馆现藏中政会档案中，缺北京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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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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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929年3月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编印的《政治总报告》载，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是6月14日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此后之相关论著多沿袭此说。查政治委员会之原始记录，此说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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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政治委员会第16、17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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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查中政会记录，最初胡汉民尚署“汉民代”或“汉民代行”。自1925年6月30日第26次会议起，直接署“胡汉民”而不见“代”或“代行”字样。7月15日第35次会议记录上首次出现“主席胡汉民”，一直到8月下旬廖仲恺被刺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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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邵元冲日记》，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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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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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政治委员会第33、35、40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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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政治委员会第73、75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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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925年9月24日，汪精卫致临时浙江执行委员会函，对廖案与胡汉民的关联有所说明：“各报所云〔胡汉民〕‘被拘’、‘被审’，完全造谣，若云‘被嫌’则诚有之。以嫌疑犯人林直勉供称：屡在展堂家开会议驱逐仲恺也。‘误会’亦诚有之，以既在展堂家开会议，则展堂应知情也。惟据后来精密调查之结果，知彼辈在展堂家开会发攻击仲恺之言论是一件事，后来与魏邦平等一班帝国主义走狗结合谋杀仲恺又是一件事。前一件事展堂不能谓不知，后一件事则展堂完全被瞒过，且由展堂家之会议而移为魏邦平家之会议矣。故谋杀之案，展堂全不知情，所谓‘释嫌’者此也，所谓‘误会’尽释者此也。须知廖案嫌疑犯人如胡毅生、赵士觐、林直勉、林树巍等平日皆以拥戴展堂自命，展堂亦与之亲近……彼辈自廖案发生后，以展堂为护符，终日萦绕其侧……诸同志不责弟等过于姑息斯已矣，奈何尚汹汹然疑弟等予展堂以难堪乎！”（党史馆：稚7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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