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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见1925年5月8、10日蒋介石日记。6月21、27日蒋日记中尚有多处有关汪夫妇对其亲爱逾常而感激莫名的记载。陈公博回忆录中，转述谭延闿的说法，汪蒋结为把兄弟，是蒋主动。（陈公博：《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第70页）显为不明内情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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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如1925年8月15日蒋日记载：“再访展堂（引者注：胡汉民）兄，为彼与汝为（引者注：许崇智）兄意见太深，汝则且有两不相立之心，故劝展让步出游也。”另据陈公博回忆，胡、许交恶由来已久，其详情请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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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张国焘：《我的回忆》（2），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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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蒋介石致孙中山函》（1924年10月9日），《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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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语出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第145页），未见原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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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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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伯矢：《胡汉民政治生涯之一页》、杨新华：《廖仲恺与胡汉民》，均载《现代史料》第2集，海天出版社，1934，第151～163页；陈公博：《苦笑录》，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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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台北党史馆现藏中政会档案中，缺北京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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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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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929年3月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编印的《政治总报告》载，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是6月14日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此后之相关论著多沿袭此说。查政治委员会之原始记录，此说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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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政治委员会第16、17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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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查中政会记录，最初胡汉民尚署“汉民代”或“汉民代行”。自1925年6月30日第26次会议起，直接署“胡汉民”而不见“代”或“代行”字样。7月15日第35次会议记录上首次出现“主席胡汉民”，一直到8月下旬廖仲恺被刺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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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邵元冲日记》，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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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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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政治委员会第33、35、40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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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政治委员会第73、75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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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925年9月24日，汪精卫致临时浙江执行委员会函，对廖案与胡汉民的关联有所说明：“各报所云〔胡汉民〕‘被拘’、‘被审’，完全造谣，若云‘被嫌’则诚有之。以嫌疑犯人林直勉供称：屡在展堂家开会议驱逐仲恺也。‘误会’亦诚有之，以既在展堂家开会议，则展堂应知情也。惟据后来精密调查之结果，知彼辈在展堂家开会发攻击仲恺之言论是一件事，后来与魏邦平等一班帝国主义走狗结合谋杀仲恺又是一件事。前一件事展堂不能谓不知，后一件事则展堂完全被瞒过，且由展堂家之会议而移为魏邦平家之会议矣。故谋杀之案，展堂全不知情，所谓‘释嫌’者此也，所谓‘误会’尽释者此也。须知廖案嫌疑犯人如胡毅生、赵士觐、林直勉、林树巍等平日皆以拥戴展堂自命，展堂亦与之亲近……彼辈自廖案发生后，以展堂为护符，终日萦绕其侧……诸同志不责弟等过于姑息斯已矣，奈何尚汹汹然疑弟等予展堂以难堪乎！”（党史馆：稚7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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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伯矢：《胡汉民政治生涯之一页》，《现代史料》第2集，第154～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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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台湾学术界对胡汉民与廖案涉嫌，多倾向认为胡汉民无辜，胡、廖“感情素笃”，强调汪精卫借机排除异己。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91页；林玲玲《廖仲恺与广东革命政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第417～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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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1925年8月20日，《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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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邵元冲日记》，第193、195～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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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邵元冲日记》，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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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汪精卫致李石曾吴稚晖电》，具体日期不详；《陈璧君致吴稚晖函》（1925年8月16日、12月14日）；均为毛笔原件，党史馆：稚11443、7645、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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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查蒋介石日记，蒋在驱逐许崇智之前，确与汪精卫有过商议，见《蒋介石日记》，1925年9月17～20日。另据1925年9月20日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蒋驱许一事，正式经政治委员会讨论并形成决议。汪身为主席显然参与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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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邵元冲日记》，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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