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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政治委员会第33、35、40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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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政治委员会第73、75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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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925年9月24日，汪精卫致临时浙江执行委员会函，对廖案与胡汉民的关联有所说明：“各报所云〔胡汉民〕‘被拘’、‘被审’，完全造谣，若云‘被嫌’则诚有之。以嫌疑犯人林直勉供称：屡在展堂家开会议驱逐仲恺也。‘误会’亦诚有之，以既在展堂家开会议，则展堂应知情也。惟据后来精密调查之结果，知彼辈在展堂家开会发攻击仲恺之言论是一件事，后来与魏邦平等一班帝国主义走狗结合谋杀仲恺又是一件事。前一件事展堂不能谓不知，后一件事则展堂完全被瞒过，且由展堂家之会议而移为魏邦平家之会议矣。故谋杀之案，展堂全不知情，所谓‘释嫌’者此也，所谓‘误会’尽释者此也。须知廖案嫌疑犯人如胡毅生、赵士觐、林直勉、林树巍等平日皆以拥戴展堂自命，展堂亦与之亲近……彼辈自廖案发生后，以展堂为护符，终日萦绕其侧……诸同志不责弟等过于姑息斯已矣，奈何尚汹汹然疑弟等予展堂以难堪乎！”（党史馆：稚7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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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伯矢：《胡汉民政治生涯之一页》，《现代史料》第2集，第154～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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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台湾学术界对胡汉民与廖案涉嫌，多倾向认为胡汉民无辜，胡、廖“感情素笃”，强调汪精卫借机排除异己。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91页；林玲玲《廖仲恺与广东革命政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第417～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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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1925年8月20日，《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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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邵元冲日记》，第193、195～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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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邵元冲日记》，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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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汪精卫致李石曾吴稚晖电》，具体日期不详；《陈璧君致吴稚晖函》（1925年8月16日、12月14日）；均为毛笔原件，党史馆：稚11443、7645、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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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查蒋介石日记，蒋在驱逐许崇智之前，确与汪精卫有过商议，见《蒋介石日记》，1925年9月17～20日。另据1925年9月20日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蒋驱许一事，正式经政治委员会讨论并形成决议。汪身为主席显然参与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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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邵元冲日记》，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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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参见李国祁《邹鲁与西山会议》，《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第208～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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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时，西山会议派不仅没有揽得“反共”头功，反而沦为与共产党一样受打击的对象，其设在上海环龙路的“中央党部”亦被查封。此实亦为国民党内权力斗争之延续，与“路线”之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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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358～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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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17～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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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取消政治委员会案》、《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61、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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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政治委员会第50～123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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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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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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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案》，《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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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彭厚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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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临时全会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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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查中政会会议记录，廖案发生后，第50、51次会议汪精卫为“临时主席”，第52～62次会议为“代理主席”，第63次会议开始署名为“主席”，直至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见《中政会档》：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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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有关中山舰事件的研究，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杨奎松《走向“三二〇”之路》，分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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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1926年1月）时，中常会没有设主席。二届二中全会（1926年5月）时，根据蒋介石提议，中常会设主席，并推张静江担任。张静江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实为蒋之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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