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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党化教育的效果如何？国民党四大曾检讨说：“中央年来厉行党义教育，国内大中小学均有党义教育课程之设置，惟综其结果，不但成效难收，反使一般学生感觉三民主义之空虚枯燥与毫无意义。”[7]社会舆论亦认为，训政初期的党化教育，实际上完全失败。[8]据统计，战前大学党义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平均为1比900。有的大学甚至没有专任的党义教师。即使有党义教师的大学，其党义教师的处境亦十分尴尬，因被视为国民党派来宣传主义的，经常遭到学生的轰赶。[9]“党义教师的地位，连担任自修课的教员都不如。”[10]1939年朱家骅接任中央组织部长之际，即痛陈大学党义教育流于形式，“各校所教，内容不一，思想更不一致，更有大学根本就没有党义教员，只在学生毕业时，交一篇党义的论文，便算敷衍了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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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没有在学校建立基层党组织。全国大学和专科学校中，可能只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等少数几所学校设有区党部。一般院校未见设立。战前大学师生加入国民党者为数不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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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是抗战时期的事。1939年3月14日，蒋介石电令教育部长陈立夫：“全国各级学校有党籍之教职员，应设法管理，以考察并指导其行动与生活。”蒋并要求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指定专人负责。陈立夫呈复说：根据党的组织原则，“任何机关学校之长官或校长，对其所属教职员只能以长官或校长资格指导监督其教职员，不能以党员资格指导监督同一机关或学校之其它党员，因此等党员之指导监督，应属于隶属最近之党部。若机关长官、学校校长行使指导监督之权，即难免有越权之弊，甚或引起纠纷。为免除此弊与求指导便利起见，必须透过党之组织，实行指导监督，方易进行。惟以各机关学校各级党部组织或尚未成立，或未臻健全，为实施管理并考察及指导其行动与生活计，似应先由中央规划于各大学校及各教育机关中成立直属党部。”[13]陈立夫还禀告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自1938年底即已着手在中央大学等8所高校中筹设党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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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舆论认为，大学党部的筹设，主要缘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其势力地盘的考量。蒋介石欲加强对全国各级学校中国民党籍教职员之组织管理，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势力的意图不谋而合。战前国民党党机器一直掌控在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之手。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在当时人们的揣测中，CC系势必趁此机会向教育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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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抗战初期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积极在大中学校建立基层组织，亦刺激了CC系与之争夺地盘。CC系与复兴社（此处泛指包括复兴社与力行社在内的金字塔形组织）两大集团在战前即已展开过恶性的组织竞争。蒋介石鉴于国民党实在沉疴太深，积重难返，特别是年青一代瞧不起国民党，乃决定在旧的党机器之外，另起炉灶，重组一个新的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15]为了统合党内各派系，蒋介石训令CC系与复兴社同时解散各自的小组织。但在筹组三青团时，蒋介石将组织重任交付给了原复兴社成员，仅分配CC系在团内扮演适度调节的角色。由于复兴社势力实际主控了三青团，战前CC系与复兴社之间的派系宿怨，又延续为战时党团之间的对峙和竞争。[16]教育界自然成为双方竞逐的重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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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青团成立起，团与党的关系即缺乏一种组织制度上的明晰界定。蒋介石有意将三青团塑造成一个革命新血轮的形象，特赋予三青团以自主运作的政治地位。除其本人以国民党总裁兼三青团团长外，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并不具有组织体制上的统属关系。从中央到地方，党团之间各成系统。这样一种二元双轨体制，势必在组织发展上产生竞争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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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组织在西南联大的筹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1939年7月，教育部长陈立夫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CC系干将）联名致函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北大校长蒋梦麟，要求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17]被三青团中央任命为西南联大三青团直属分团主任干事，负责组建该校三青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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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最初规定，大学区党部由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共同组织。[18]陈立夫和张厉生在致蒋梦麟函中，亦请蒋推荐教职员党员两人、学生党员一人为西南联大区党部筹备员，负责西南联大区党部的筹备工作。对此，蒋梦麟表示担忧：“从前经验，校中党部不分员生。学生人数多，教职员人数少，几无发言余地，遑云指导？其弊则党内分派，抢权打架，骗中央津贴，诸奇百怪，直以党乱校。”为免蹈前辙，蒋梦麟主张大学党部的重心，必须放在教师身上。学生党员因学力经验不足，若无指导，则如无缰之马，必须置于教师党员的指导之下。他向陈、张建议：大学“区党部由教职员组织，学生则组织区分部，是则区党部直接受命令于中央，区分部则受命令于区党部，条理一贯，指挥如意矣。待组织全健后，再加入学生代表，方不至于闹向来之幼稚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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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蒋梦麟的担心，并不全在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之间难以协调。他更为担心的是，由CC系主控的国民党党部，与由复兴社主控的三青团之间，在同一个校园中将如何共处。他将陈立夫与张厉生要求他在联大建立国民党区党部的消息，告诉了负责筹备西南联大三青团分部的姚从吾，并提醒姚说：“此事仍为两根线，一由二陈主持，一由黄埔主持（引者注：复兴社与黄埔系之间有历史渊源和人事传承关系，外间常将二者视为一体）。此事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姚从吾获悉后，立即向时任三青团代书记长的朱家骅求证“两根线”之说是否属实，并申言“两根线之说，外间言者甚多，非孟麟先生一人之言”。[20]此时朱家骅虽代理三青团书记长，但实际组织大权掌控在复兴社之手。朱没有正面回答姚的问题，实际表示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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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战时国民党在高校里建立党部，是为了抑制中共扩张势力。[21]这一说法在间接的意义上可以成立。不过，在最初筹设大学党部时，国民党党内派系的组织竞争，实为更直接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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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二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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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从吾因与朱家骅有前后留德以及在北大求学、任教等“学缘”关系而深得朱家骅的信任。姚与朱同岁，但姚对朱执弟子礼，敬重有加。当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书记长（1938年7月至1939年8月）时，姚被任命为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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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从吾在筹备联大三青团之初，就建议朱家骅：教职员与学生应分别组织党部与团部。姚从吾认为，学生与教职员，年龄不同，地位不同，心理与见解亦各别。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加之身家牵累，活气已竭；而青年学生，则英俊济济，思想活泼。因此他建议学校的政治组织应以学生为中心。教职员因“保守落后”只宜加入国民党，青年团则专吸收“思想进步”的学生；学校党部只可作为学校团部的辅佐和陪衬，不能妨害学生青年团的进行。在姚从吾看来，“教职员中，小组织甚多，大半志在利禄。年来政府多方延揽，参政服官者，其数已众，所余非庸碌自保，即是别有怀抱之人。然调高行迂，利害观念太重，即另有组织，实希望甚少。事实上又不便听其徘徊圈外，似宜另加组织，别为一团，聘资望高于彼辈者统率之，与青年团彼此互助，各不相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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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从吾重学生、轻教师，与前述蒋梦麟之重教师、轻学生的看法适相反。姚、蒋虽然都认为师生不宜混合编组，但两人的出发点大不同：在蒋看来，学生学力经验不足，好冲动，若无教师指导约束，则如无缰野马，故建议将学生党员置于教师党员的直接指导下，而不宜以“党内同志”的关系平起平坐。而姚从吾则认为教师老成保守，“大半”志在利禄，不宜吸纳到国民党体制中来，但他又替国民党担心：如果听任那些利害观念重的教职员徘徊于党国体制之外，又难免“别有怀抱”。姚从吾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不过他也看到了青年学生情感胜于理智的一面：“学校青年，血气方刚，人数既众，自不免感情胜于理智，不得志于团者，自易思入党，以相报复。如此则磨擦易生，而党与团步调不齐，予青年及第三者以不良印象。”[23]有鉴于此，姚从吾主张学生只许入团，不许入党；教师则只许入党，不许入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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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姚从吾提出的教师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主张，朱家骅回复说：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最近已修正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25]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33次会议通过《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各级学校党部仅以教职员为对象，不得征收学生为党员；学生中之党员悉数介绍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校学生，年龄虽满25岁，仍应入团；其已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加入团部，其党籍自仍保留。”[26]1940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63次会议又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再次重申各级学校党部不得征求学生入党，并划分党与团的活动范围：党的活动范围注重社会，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27]这样一来，从制度上明确划分了国民党与三青团在学校的组织发展对象和范围，改变了先前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混合编组学校党部的规定，与姚从吾的教师入党、学生入团之主张大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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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各大学是否严格遵循了国民党中央有关教职员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规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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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得知战时各大学党部党员构成的整体状况。据已掌握的数所大学区党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有的大学在吸收教职员入党的同时，仍然吸收学生入党。如西北大学区党部即发展了大量学生党员，只是在划编区分部时，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别编组。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并没有制止该校区党部吸收学生党员，相反批评他们不应将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开划编区分部。[28]另据中山大学区党部1943年6月的党务报告，该校有党员1200多人[29]，党员人数为全国各大学之冠，其中多数是学生；[30]而且区党部的职位亦全为学生把持，以致激起部分教职员党员的不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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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正大学则声称遵守中央有关规定，“本区征求党员，仅以教职员为对象。”“凡学生中党员年龄未满25岁者，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拨归本校分团部暂行保留党籍。”[32]武汉大学区党部最初是将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合编，后遵循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将教职员与学生分开组织：学生有三青团，教职员有党部；党部工作注重教职员，而以学生为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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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情形与中正大学、武汉大学相似。党员以教职员为主，学生极少。教职员党员中，又以教授为主。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出席党员79人，请假6人，合计85人，其中教授42人，教员、教官、助教、研究生共25人，职员14人，学生4人。[34]教授党员近占半数。据姚从吾写给朱家骅的报告，此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合计实有150余人。[35]而是年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兼任除外），其中教授155人。[36]由此推断，西南联大教师大约40%加入了国民党。[37]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可能接近50%。[38]在号称战时“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这一比例实可惊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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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时大学校园中，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团部的关系十分微妙。如中山大学等校，学校当局与青年团均为党部之“对手”，“无不与党部为难”。[40]西北大学等校，党、团冲突更为激烈。西北大学校长为CC系干将赖琏（景瑚）。该校党部自然也成为CC系的领地。在赖琏的主导下，“造成系统，排斥异己”，与复兴社势力主控的校三青团团部势如水火。双方各自在教员和学生中扩张势力，闹得校园硝烟四起。[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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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西南联大，党、团关系比较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联大党、团关系融洽而非颉颃。学校当局自始即对教员与学生混合编组党部将带来的隐忧高度警觉。负责筹建西南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更是极力主张学生与教员分开组织，从而使西南联大泾渭分明地形成了教员入党、学生入团的局面。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最初负责筹建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后来转任联大区党部的书记。这种一身而二任的资历和身份，使姚从吾在联大党、团两大系统之间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协调作用，并使联大团部实际处于联大党部的直接指导之下，从而避免了在其他大学较为常见的党、团冲突现象。姚从吾在担任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期间，初步奠定了联大三青团的组织基础。当他转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后，仍对联大三青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944年2月，姚在致朱家骅的报告中，不无得意地宣称：联大区党部不仅能指挥全校党员教师，而且“能指挥团部，领导大部分之学生”。[42]当时外间舆论也认为西南联大是“党团合一”。[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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