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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合这种心理，姚从吾在介绍教授入党时，经常转请朱家骅亲自写信邀请；每当有党员教授赴重庆时，姚会函请朱家骅亲自接见他们，以示笼络。此种情形不止在联大，在其他大学也同样存在。如中山大学区党部书记任国荣在给朱家骅的信中写道：“区党部之执行委员会已无形解散，本可从新选举，但一般心理，皆极愿与钧长发生直接关系。故鄙见以为不如仍由中央选派。”[62]任国荣所称的“一般心理”值得注意：大学区党部委员不愿自下而上地由党员选举产生，而极愿由中央自上而下地选派。所谓“中央选派”者，实际上由朱家骅选派。被选派者即多因此而与朱氏个人结缘，或进而成为“朱派”中的一员。朱家骅本人显然也乐意利用此种“一般心理”，以网罗人马，壮大自己的派系势力。就派系属性论，朱家骅原本与CC系较为亲近，但自其接掌中央组织部长后，开始自组班底，另树一帜。由于朱家骅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的地位与历史基础，自立门户后，很快成长为战时一大新生派系，并逐渐与CC系形成分庭抗礼之势。[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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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教授中，还有一批主动申请加入者。在这方面，理工科教授尤多，如张文裕（物理）、孟昭英（无线电）、范绪筠（无线电）、赵九章（气象）、苏国桢（化工）、王德荣（航空工程）、闵嗣鹤（数学）、施惠同（数学）、叶楷（电机工程）、马大猷（电机工程）、李庆海（土木工程）、叶日葵、郑师拙等。他们之入党，多是华罗庚引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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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罗庚自述，他在北伐时期（1926年）加入过国民党。北伐后，他因没有参加登记而自动脱党。1942年12月，华由朱家骅介绍重新入党。[64]华罗庚入党后，其理科同事多人亦相率要求入党。华罗庚将他们一一引荐给朱家骅。[65]华罗庚还致函朱家骅，主动请求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当时国民党中央有规定，凡战时出国人员，都必须先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朱家骅考虑到华罗庚身有残疾，从昆明赴重庆，路途遥远，行动不便，劝他不要受训，并允诺华罗庚，“苟他日有机会出国，可代其证明”。华罗庚回复说：“罗庚请训之鄙意，实为慕风而非徒为出洋计也。溯罗庚自民十四折节读书以来，久违党教，凡百举措，类多隔膜，自去年先生重介入党以后，每思有以报党之道，但常有不知从何处努力及如何努力之感，是以苟能来渝聆训，饱识时宜，或可为党尽一分力量，而不致徒为挂名党员而已也。”[66]朱家骅感其意态殷恳，由中央组织部寄去旅费3000元，玉成其行。1943年11月，华罗庚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受训期间，他还专门就党团问题与党国要政，向朱家骅进言献策。据姚从吾称，华在入党之前，曾上书蒋介石，“条陈青年问题，颇蒙奖许”。[67]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时，朱家骅签呈总裁蒋介石，将华罗庚列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华罗庚虽然最终未能当选，但对朱家骅“感深铭腑，莫可言宣”。[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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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的情形在联大理工科教授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并非完全沉潜书斋，不问政事。至少在抗战时期，他们中不少人对国民党实际抱有相当的同情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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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了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内有：黎锦熙（西北师范学院），陈寅恪（燕京大学），伍蠡甫（复旦大学），熊庆来（云南大学），萨本栋（厦门大学），金毓黻（东北大学），竺可桢（浙江大学），王星拱、朱光潜（均武汉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冯友兰、贺麟、华罗庚、姚从吾（均西南联大）等。[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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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四 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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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学党部的最初筹设，在相当程度上缘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势力的考虑，那么，自朱家骅接掌组织部后，学校党务乃正式成为战时国民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一环，而统制教师和学生的思想信仰与组织纪律，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学校党务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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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认为，党不是一个孤立的集团，党必须社会化，尤其要和教育界、文化界沟通，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士人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党若和文化教育界脱节，则这个党将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因此，他主张党要开门，让教育界的人进来；同时也要使大学开门，让党的力量进去，从而使党教趋于一致。[70]为此，他多次借助报纸、广播等媒体公开宣讲学校党务的意义与重要性，强调学校党务的目标，一是“传播中心思想”，二是“增强组织力量”。他认为国民党“在教育界基础薄弱，苟非急图改善，前途堪虑”。[71]而目前大学“思想庞杂，是不必讳言的危机，这必赖于教育学校界同人循循善诱，以纳入于正轨的”。“没有中心思想以为归宿，绝没有安定的日子。”[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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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统制这一总体目标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设学校党务科，专门负责学校党务工作。1940年1月，中央组织部指示各学校直属区党部，重点注意以下各项工作：“（1）组织外围团体，联络优秀青年；（2）征求新党员，培植党的干部；（3）健全基层组织，加紧党的训练；（4）宣传本党主义，批判异党言论；（5）运用党团组织，指导学生行动；（6）协助学校当局，推动社会服务工作；（7）调查全校教职员学生之言行及社会状况。”[73]第4项和第7项明显带有抑制中共和统制师生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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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对学校党务工作又规定了三条原则：第一，学校区党部可以公开活动；第二，学校区党部的执行委员可以增为5～7人（原定3～5人），并可添设干事，分股办事，必要时可以呈准设置特种委员会；第三，大学区党部书记有权列席校务会议。[74]这三条原则，显示国民党中央着意加强学校党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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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1938年12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06次会议通过的《筹设各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直属区党部组织办法》，凡各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应按照情形，分别设置直属区党部；一般情况下，国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区党部直属中央党部；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区党部直属所在地之省市党部。[75]战时各大学党部的筹建，多在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上半年之间。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常会先后议决了全国各大学直属区党部筹备员名单。[76]筹备员大都是学校教职员，个别大学的筹备员亦有学生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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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的筹备和成立情形，以往相关论著之记载大多不确。如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称：1938年国民党中央直属联大区党部和三青团直属分团部相继成立，区党部书记为姚从吾，分团部干事长为陈雪屏。[77]1996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分团部筹备处于1938年底成立，由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任筹备处主任。以后正式建立时，两者分开，姚从吾任区党部书记长，教育学系主任陈雪屏任分团部主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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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形是：1939年10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第132次会议议决设立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任命钱端升、周炳琳、查良钊三位教授为联大区党部筹备员。[79]联大区党部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940年初。[80]联大三青团分团部的筹备较区党部略早。1939年7月7日，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命令成立西南联大直属分团部筹备处，聘联大三常委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指导员，派姚从吾、裴笑衡、王旸、谭镇黄、尹士伟、郑福全6人为干事，任命姚从吾为筹备处主任。除姚从吾外，其余5人均为在校学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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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区党部在筹备期间，除了发展一批新党员外，党务活动甚少。这可能是当时全国各大学党部在筹备时期的普遍现象。朱家骅在1941年6月的一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谈到，学校党务“尚觉太差”，“教授与学生更有以谈党务为耻者。党员数量亦甚少”。[82]相比之下，同样处于“筹备”阶段的联大三青团在姚从吾的积极主持下，发展迅速。1939年12月12日，联大三青团首批百余名团员举行入团宣誓典礼。[83]两个月后，团员增至180余人。[84]以后三青团在联大的人数达500人（当时联大学生将近3000）。[85]校团部还成立了合作社、话剧团、小规模之图书室，并举办了读书会、墙报、兵役宣传、青年学术讲习会等活动。[86]联大学生自治会亦掌握在三青团手中。[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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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三青团经过三年多的筹备直到1943年才正式成立。[88]联大国民党区党部经过了大约一年半的筹备，于1941年7月23日召开全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执监委员，宣告成立。周炳琳、姚从吾、钱端升、田培林、冯友兰、查良钊、王信忠为执行委员，杨西昆、黄钰生为候补执行委员，蒋梦麟为监察委员，梅贻琦为候补监察委员。联大区党部正式成立后，正值暑假，加之敌机空袭，新当选的执监委离昆明者甚多，迟至同年12月23日才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推选姚从吾为区党部书记。[89]在此之前，姚已辞去联大三青团分团部筹备主任职务（由教育系教授陈雪屏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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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区党部内设组织、总务、宣传等股，由王信忠负责组织，杨西昆负责总务，查良钊负责宣传。区党部下按学院分设数个区分部，如文学院区分部、师范学院区分部、法商学院区分部等。[90]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有关规定，全区党员大会，每两月应举行一次；区党部委员会议每两周应举行一次；区分部书记联席会议应每月举行一次；区分部组训委员联席会议及宣传委员联席会议每三月应各举行一次；全区小组组长会议每半年应举行一次。[91]但联大各区分部实际上很少开会。全校党员大会也仅开过三四次。据姚从吾称，联大党员教授对开会、服务等工作多不热心。日常党务工作主要由姚从吾等数位区党部执委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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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7日，联大区党部改选。新一届执行委员：姚从吾、周炳琳、陈雪屏、郑华炽、雷海宗、查良钊、钱端升。候补执委：杨石先、何鹏毓、孙毓棠、宋泽生、孙树本。蒋梦麟、梅贻琦仍分别为监委和候补监委。姚从吾继续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另由何鹏毓负责总务，郑华炽负责组织，雷海宗负责学术兼宣传。[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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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从吾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以后，以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为己任，立志于“授课之外，虚心办党，不赴重庆，不作官吏，期以三年，冀其有成”。[93]在姚从吾为首的区党部执委的积极领导下，联大党务大有起色。姚从吾对联大的历史传统和教职员的思想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朱家骅说：“西南联大功课素严，教授多潜心专业，大概言之，对政治不感兴趣者有之，图谋他种活动……实无其人。”故“区党部之设，似应使之为沟通上下情谊之关键，正不必过重形式”。[94]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和考虑下，姚从吾没有把联大区党部的工作重心放在积极对付中共和统制师生方面。因联大区党部主要以教师为对象，统制和强制只会适得其反。身为教授的姚从吾显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在联大区党部筹备初期，“教授均以名列党籍为讳”，[95]已入党者也多不愿公开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姚从吾借助朱家骅所掌控的丰厚学术资源和人脉关系，首先吸纳一批具有较高学术声望而又热心党务的教授入党，再通过这批有声望的教授党员，去吸引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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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从吾经过审慎的观察和考查，首先向朱家骅推荐了周炳琳、陈雪屏、贺麟、田培林、郑天挺等五位教授，认为这五位教授品学兼优、忠实、稳健、人缘佳，建议朱家骅对他们“信之任之”，以他们为骨干，再从清华、南开各选择若干人，形成一比较扩大的核心，“则党务在联大自有欣欣向荣之势”。[96]五人中，除田培林被朱家骅于1941年冬调赴重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训练处处长外，其他四人与姚从吾、查良钊、钱端升等人一起，成为西南联大开展国民党党务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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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从吾在联大的办党方针是：“以学术领导党务”，“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党与学术配合，团与教育配合”，[97]藉学术确立区党部在联大教师中的信用和地位。[98]而举办学术讲座，是联大区党部开展“学术党务”之要着。数年间，联大区党部共计举办了一百多场次学术讲演。[99]可以举出名称的系列讲座如：《建国问题十二讲》、《战后建设问题十四讲》、《国际情势十二讲》、《文史学十四讲》、《文史学十二讲》、《文史学八讲》、《工学院学术讲演十六讲》、《现代科学十二讲》、《宪政问题十讲》。此外还定期举办了国史讲习会、国际情势讨论会、新艺文座谈会等。[100]报告人以党籍教授为主，有时也邀请党外教授加入。讲座本身都是学术性的，没有明显“党化”意味。姚从吾坦承其举办学术讲座的目的，对学生重在安定人心，对教授重在“联络感情”。[101]前者重精神，后者重物质。两者均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讲座的学术性，受到多数学生的欢迎，而对演讲者而言，“联络感情”的关键，实际上并不在“学术”，而可能在演讲报酬。每次讲演，区党部付给每位演讲者200～300元报酬（1945年增至5000～6000元），并约请演讲人聚餐。1941年开始，昆明物价骤涨。二三百元讲演费，对讲演者不无小补。聚餐竟也成了笼络和凝聚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102]姚从吾承认：“在联大数日不得一饱，忧困交迫情形中，有此调剂影响实大。”[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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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刊物，是联大区党部开展“学术党务”的另一手段。为了吸引联大青年助教入党，姚从吾最初设想创办一学术期刊。姚的考虑是：“联大各院助教，人数众多，程度亦高，倘能加以联络组织，选优入党，则效力实异常可观”。“惟组织各院助教，实非空口开会所能成功。生等筹思再四，自以筹办一定期刊物，藉以商讨学术，联络感情，使逐渐接近本党为最善办法”。[104]刊物拟名为《人文季刊》或《社会科学季刊》，由助教党员何炳棣、何鹏毓出面组织，但这一计划似未能落实。[105]办得较有声色的是《当代评论》杂志。该刊于1941年7月创刊，1944年3月终刊。姚从吾声称该刊是云贵诸省唯一的政论周刊。“联大区党部年来人数之增加，工作之开展，得力于《当代评论》之号召者实多。”“党在联大一年来，似有若干信用，而一部分少壮教授之参加，《当代评论》之出版，实为主因。”[106]笔者重新检视该刊，感觉其党化色彩甚淡。此点也许正是该刊之成功处。除《当代评论》外，联大区党部于1944年还派人协助云南省党部编辑昆明《民国日报》，由联大党员教授雷海宗、伍启元、王赣愚担任编辑委员会常委。[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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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区党部还资助北大文科研究所和南开文科研究所油印学术论文。据姚从吾介绍，两所的主持人，如罗常培、郑天挺、杨振声、贺麟、黄子坚、冯文潜、皮名举等教授，均为区党部中坚分子。由于各研究所经费困难，薪金之外，百事停顿。其主编之学术刊物均难出版。区党部乃分别资助数千元，将两研究所战时积压的纯粹学术论文、讲演稿、调查报告，各选择30种左右，每种油印100份。姚从吾认为，资助数额虽小，但直接或间接增强了区党部在联大的地位。[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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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党员教授到重庆做官、到中央训练团受训和选拔应届毕业生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是联大区党部笼络党员人心的又一要着。前者如推荐田培林、陈雪屏、敦福堂、郑华炽、王信忠、杨西昆、何鹏毓、宋泽生等人，后者保送了14名应届毕业的团员学生和2名党员助教。一些年青教师为出国做准备，未雨绸缪想争取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而联大区党部向国民党中央多争取几个受训指标，既“可以表现党在联大有力量、有计划、有办法”，又“可以鼓励联大教授中之少壮派”。至于选拔优秀青年学生到中央组织部任职，“可以引起大学优秀青年对党之欣慕，为效极大。”[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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