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03829
1703003830
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的筹备和成立情形，以往相关论著之记载大多不确。如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称：1938年国民党中央直属联大区党部和三青团直属分团部相继成立，区党部书记为姚从吾，分团部干事长为陈雪屏。[77]1996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分团部筹备处于1938年底成立，由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任筹备处主任。以后正式建立时，两者分开，姚从吾任区党部书记长，教育学系主任陈雪屏任分团部主任。[78]
1703003831
1703003832
实际情形是：1939年10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第132次会议议决设立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任命钱端升、周炳琳、查良钊三位教授为联大区党部筹备员。[79]联大区党部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940年初。[80]联大三青团分团部的筹备较区党部略早。1939年7月7日，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命令成立西南联大直属分团部筹备处，聘联大三常委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指导员，派姚从吾、裴笑衡、王旸、谭镇黄、尹士伟、郑福全6人为干事，任命姚从吾为筹备处主任。除姚从吾外，其余5人均为在校学生。[81]
1703003833
1703003834
联大区党部在筹备期间，除了发展一批新党员外，党务活动甚少。这可能是当时全国各大学党部在筹备时期的普遍现象。朱家骅在1941年6月的一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谈到，学校党务“尚觉太差”，“教授与学生更有以谈党务为耻者。党员数量亦甚少”。[82]相比之下，同样处于“筹备”阶段的联大三青团在姚从吾的积极主持下，发展迅速。1939年12月12日，联大三青团首批百余名团员举行入团宣誓典礼。[83]两个月后，团员增至180余人。[84]以后三青团在联大的人数达500人（当时联大学生将近3000）。[85]校团部还成立了合作社、话剧团、小规模之图书室，并举办了读书会、墙报、兵役宣传、青年学术讲习会等活动。[86]联大学生自治会亦掌握在三青团手中。[87]
1703003835
1703003836
联大三青团经过三年多的筹备直到1943年才正式成立。[88]联大国民党区党部经过了大约一年半的筹备，于1941年7月23日召开全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执监委员，宣告成立。周炳琳、姚从吾、钱端升、田培林、冯友兰、查良钊、王信忠为执行委员，杨西昆、黄钰生为候补执行委员，蒋梦麟为监察委员，梅贻琦为候补监察委员。联大区党部正式成立后，正值暑假，加之敌机空袭，新当选的执监委离昆明者甚多，迟至同年12月23日才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推选姚从吾为区党部书记。[89]在此之前，姚已辞去联大三青团分团部筹备主任职务（由教育系教授陈雪屏接任）。
1703003837
1703003838
联大区党部内设组织、总务、宣传等股，由王信忠负责组织，杨西昆负责总务，查良钊负责宣传。区党部下按学院分设数个区分部，如文学院区分部、师范学院区分部、法商学院区分部等。[90]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有关规定，全区党员大会，每两月应举行一次；区党部委员会议每两周应举行一次；区分部书记联席会议应每月举行一次；区分部组训委员联席会议及宣传委员联席会议每三月应各举行一次；全区小组组长会议每半年应举行一次。[91]但联大各区分部实际上很少开会。全校党员大会也仅开过三四次。据姚从吾称，联大党员教授对开会、服务等工作多不热心。日常党务工作主要由姚从吾等数位区党部执委推动。
1703003839
1703003840
1944年1月7日，联大区党部改选。新一届执行委员：姚从吾、周炳琳、陈雪屏、郑华炽、雷海宗、查良钊、钱端升。候补执委：杨石先、何鹏毓、孙毓棠、宋泽生、孙树本。蒋梦麟、梅贻琦仍分别为监委和候补监委。姚从吾继续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另由何鹏毓负责总务，郑华炽负责组织，雷海宗负责学术兼宣传。[92]
1703003841
1703003842
姚从吾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以后，以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为己任，立志于“授课之外，虚心办党，不赴重庆，不作官吏，期以三年，冀其有成”。[93]在姚从吾为首的区党部执委的积极领导下，联大党务大有起色。姚从吾对联大的历史传统和教职员的思想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朱家骅说：“西南联大功课素严，教授多潜心专业，大概言之，对政治不感兴趣者有之，图谋他种活动……实无其人。”故“区党部之设，似应使之为沟通上下情谊之关键，正不必过重形式”。[94]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和考虑下，姚从吾没有把联大区党部的工作重心放在积极对付中共和统制师生方面。因联大区党部主要以教师为对象，统制和强制只会适得其反。身为教授的姚从吾显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在联大区党部筹备初期，“教授均以名列党籍为讳”，[95]已入党者也多不愿公开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姚从吾借助朱家骅所掌控的丰厚学术资源和人脉关系，首先吸纳一批具有较高学术声望而又热心党务的教授入党，再通过这批有声望的教授党员，去吸引青年教师。
1703003843
1703003844
姚从吾经过审慎的观察和考查，首先向朱家骅推荐了周炳琳、陈雪屏、贺麟、田培林、郑天挺等五位教授，认为这五位教授品学兼优、忠实、稳健、人缘佳，建议朱家骅对他们“信之任之”，以他们为骨干，再从清华、南开各选择若干人，形成一比较扩大的核心，“则党务在联大自有欣欣向荣之势”。[96]五人中，除田培林被朱家骅于1941年冬调赴重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训练处处长外，其他四人与姚从吾、查良钊、钱端升等人一起，成为西南联大开展国民党党务的中坚力量。
1703003845
1703003846
姚从吾在联大的办党方针是：“以学术领导党务”，“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党与学术配合，团与教育配合”，[97]藉学术确立区党部在联大教师中的信用和地位。[98]而举办学术讲座，是联大区党部开展“学术党务”之要着。数年间，联大区党部共计举办了一百多场次学术讲演。[99]可以举出名称的系列讲座如：《建国问题十二讲》、《战后建设问题十四讲》、《国际情势十二讲》、《文史学十四讲》、《文史学十二讲》、《文史学八讲》、《工学院学术讲演十六讲》、《现代科学十二讲》、《宪政问题十讲》。此外还定期举办了国史讲习会、国际情势讨论会、新艺文座谈会等。[100]报告人以党籍教授为主，有时也邀请党外教授加入。讲座本身都是学术性的，没有明显“党化”意味。姚从吾坦承其举办学术讲座的目的，对学生重在安定人心，对教授重在“联络感情”。[101]前者重精神，后者重物质。两者均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讲座的学术性，受到多数学生的欢迎，而对演讲者而言，“联络感情”的关键，实际上并不在“学术”，而可能在演讲报酬。每次讲演，区党部付给每位演讲者200～300元报酬（1945年增至5000～6000元），并约请演讲人聚餐。1941年开始，昆明物价骤涨。二三百元讲演费，对讲演者不无小补。聚餐竟也成了笼络和凝聚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102]姚从吾承认：“在联大数日不得一饱，忧困交迫情形中，有此调剂影响实大。”[103]
1703003847
1703003848
创办刊物，是联大区党部开展“学术党务”的另一手段。为了吸引联大青年助教入党，姚从吾最初设想创办一学术期刊。姚的考虑是：“联大各院助教，人数众多，程度亦高，倘能加以联络组织，选优入党，则效力实异常可观”。“惟组织各院助教，实非空口开会所能成功。生等筹思再四，自以筹办一定期刊物，藉以商讨学术，联络感情，使逐渐接近本党为最善办法”。[104]刊物拟名为《人文季刊》或《社会科学季刊》，由助教党员何炳棣、何鹏毓出面组织，但这一计划似未能落实。[105]办得较有声色的是《当代评论》杂志。该刊于1941年7月创刊，1944年3月终刊。姚从吾声称该刊是云贵诸省唯一的政论周刊。“联大区党部年来人数之增加，工作之开展，得力于《当代评论》之号召者实多。”“党在联大一年来，似有若干信用，而一部分少壮教授之参加，《当代评论》之出版，实为主因。”[106]笔者重新检视该刊，感觉其党化色彩甚淡。此点也许正是该刊之成功处。除《当代评论》外，联大区党部于1944年还派人协助云南省党部编辑昆明《民国日报》，由联大党员教授雷海宗、伍启元、王赣愚担任编辑委员会常委。[107]
1703003849
1703003850
联大区党部还资助北大文科研究所和南开文科研究所油印学术论文。据姚从吾介绍，两所的主持人，如罗常培、郑天挺、杨振声、贺麟、黄子坚、冯文潜、皮名举等教授，均为区党部中坚分子。由于各研究所经费困难，薪金之外，百事停顿。其主编之学术刊物均难出版。区党部乃分别资助数千元，将两研究所战时积压的纯粹学术论文、讲演稿、调查报告，各选择30种左右，每种油印100份。姚从吾认为，资助数额虽小，但直接或间接增强了区党部在联大的地位。[108]
1703003851
1703003852
推荐党员教授到重庆做官、到中央训练团受训和选拔应届毕业生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是联大区党部笼络党员人心的又一要着。前者如推荐田培林、陈雪屏、敦福堂、郑华炽、王信忠、杨西昆、何鹏毓、宋泽生等人，后者保送了14名应届毕业的团员学生和2名党员助教。一些年青教师为出国做准备，未雨绸缪想争取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而联大区党部向国民党中央多争取几个受训指标，既“可以表现党在联大有力量、有计划、有办法”，又“可以鼓励联大教授中之少壮派”。至于选拔优秀青年学生到中央组织部任职，“可以引起大学优秀青年对党之欣慕，为效极大。”[109]
1703003853
1703003854
姚从吾“以学术领导党务”的办党方针，在西南联大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效果。姚从吾在担任区党部书记一年后自我总结说：一年前联大教授多以名列党籍为讳，今则自承为党员者日多，联大党务已引起各方之注意。1944年姚从吾第二次连任区党部书记时，认为“党与团在联大信用已著”。“党在联大之基础，已大致稳定。”[110]
1703003855
1703003856
在西南联大这所具有自由主义历史传承的高等学府，能吸纳1/2的教授加入国民党，确非易事。姚在向朱家骅报告成绩的同时，也倾吐了一腔“苦水”：“伏念抗战将八年，生活维持不易，人言庞杂，动辄得咎。凡百施为，罔不顺利，则人人视为当然；偶一违志，则上下责言四起，应付之难，难如登天。在大学党部服务，有时实视其它党部为尤甚。此点实有时非纸笔所能形容其万一。”[111]
1703003857
1703003858
对于姚之热衷党团活动，朋辈同事间难免存有不同看法。傅斯年于1940年8月14日致信胡适谈及北大情形时，对北大文科研究所师生多有赞赏，唯对姚从吾颇有微词，直指姚之办青年团为“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陈）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112]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的甘家馨后来回忆说：西南联大是战时最坚强的学校，党是很难进门的，但是朱家骅凭其个人在教育界的条件，居然把西南联大的人也拉进党里面来，在西南联大也能设立党部，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113]
1703003859
1703003860
1703003861
1703003862
1703003864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五 联大区党部与学潮
1703003865
1703003866
中共在西南联大的地下支部成立于1939年3月，[114]比联大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成立略早。三青团分团部成立后，联大学生自治会即受其掌控。而联大的中共地下支部十分隐蔽，初期几无公开活动。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前，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两党在联大的基层组织大体相安无事。皖南事变以后，中共将大部分党员学生撤离联大，疏散到云南边境各县，留下的少数几个未暴露身份的学生党员也基本停止了活动。故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在联大校园内实际没有过正面交锋。
1703003867
1703003868
1942年1月，联大学生发起“倒孔”大游行。这次行动可以说是西南联大发生的首起学潮。事缘于珍珠港事件后，日军攻占香港，滞留香港的一批名流学者无法及时撤离，而孔祥熙等高官却用飞机运输私人财物，甚至连家养洋狗也用飞机运回重庆。“飞机运狗”消息被《大公报》等媒体披露后，联大学生群情激愤，于1月6日举行了一场上千人的反孔大游行。参加者除联大学生外，还有云南大学和中法大学等校学生。事件发生时，正值联大区党部改选，新当选的执委尚未上任工作，主要由三青团分团部出来应付。当时三青团内部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参加学潮，认为不参加即丧失领导地位，但被三青团干事会和学校当局严加制止。三青团透过学生自治会，很快将风潮消解于无形。姚从吾当时对事件的突发与戛然而止感到疑惑不解：“此事突然暴发，有无背景，至今似尚不能作肯切之判断。若云有背景，似不至于一哄即止，照常上课，不再继续；若云无背景，则各校同时发动，步骤相当整齐，无人主持，何能如此？”[115]此次游行确系学生自发组织，中共并没有参与。
1703003869
1703003870
1943年5月，因昆明物价高涨，联大师生生活日益窘迫。联大部分教授纷纷集议，有的主张向外募捐，有的主张集体绝食，有的主张联合辞职。联大区党部执委会紧急筹议后，将联大师生困苦实况及如何补救之道，通过朱家骅转呈国民党中央。[116]5月19日，联大教授会开会，议决请求政府增加生活费，并推周炳琳、吴有训、陈雪屏三人赴重庆晋谒当局，说明情形，请求切实救济。当日，姚从吾、陈雪屏、王信忠三人以联大区党部的名义致函朱家骅，为联大教授生活困苦而再次陈情，请国民党中央速筹救济之策，以免酿成风潮。[117]
1703003871
1703003872
1943年春，中共地下党支部在西南联大重新建立。而自本年起，“联大青年团因复兴社旧人逐渐离校，政治性渐淡。”[118]到1944年，学生自治会脱离三青团的掌控，转入左翼学生之手。三青团势力减弱后，联大校园的民主风气顿形活跃。一时间墙报如雨后春笋。联大区党部试图加以控制、引导和利用，如组织恳谈会，酌予物质上经济上之协助等，但没有采取过激手段打压进步学生的活动。校园氛围尚属宽松。
1703003873
1703003874
1944年春，李公朴等人组织云南学术界宪政问题研究会。在姚从吾看来，李公朴等人“以研究宪政为掩护，以批评政府，实现私图为主旨”。联大区党部为了抑制其活动，乃先发制人，由钱端升、周炳琳两名党员教授以联大法学院宪政讲演会名义，邀请6名党员教授、4名非党员教授举办《宪政问题十讲》，与之对抗。[119]联大区党部对左翼激进教授的态度，还算比较克制，未采取过激手段对付。联大教授的政治倾向虽然日趋分化，但不同政治倾向的教授在联大校园内尚能互相尊重，和平共处。
1703003875
1703003876
同年4月下旬，日本发动豫湘桂会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联大学生受此刺激，纷纷以纪念五四为契机，发泄对当局的不满。5月4日前后，联大校园空前热闹，“民主墙”上，墙报琳琅满目。5月4日晚，《文艺》墙报社举行以“五四运动与新文艺”为主题的文艺晚会，邀请了罗常培、闻一多、杨振声、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人讲演。由于到会人数太多，会议场地容纳不下，乃改于5月8日晚举行，由国文学会举办，在原请演讲人之外，增加了孙毓棠、闻家驷两位教授。重开的文艺晚会盛况空前，参加者达3000多人。晚会由罗常培、闻一多共同主持。1996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将这场文艺晚会与5月3日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五四晚会（有周炳琳、雷海宗、张奚若、闻一多、吴晗等教授讲演），称作战时联大校园新的爱国民主热潮兴起的标志。[120]而姚从吾在晚会之后写给朱家骅的报告则称，这场文艺晚会完全是联大区党部有意策划的一次成功化解学生风潮的行动。姚在报告中写道：校内左倾分子“初欲藉救济费太少，激动风潮，志未得逞。嗣又欲因人心浮动，假纪念五四，扩大活动。幸五四天雨，团部、党部又分别防范，虽墙报五光十色，而集会实未举行。延至5月8日，由罗莘田（引者注：罗常培）同志用中国文学系名义，联合八教授，召开一五四新文艺晚会，专以讲述文艺为限。目标转移，人心始复归镇定。八教授中，除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三先生外，主席及召集人罗莘田、杨振声、孙毓棠、李广田等均为党员。五四文艺晚会自七时起，至十二时止，参加者逾两千人，实属空前。希望经此一次发泄之后，人心能由此安定下去也。”[121]
1703003877
1703003878
1944年5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让陈果夫取代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旋即又由陈立夫接任。朱家骅则接替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国民党党务组织大权再次回归CC系之手。在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自树一帜，难免侵蚀CC系的地盘。陈立夫重掌组织大权后，势必趁机报复。[122]西南联大区党部是朱家骅一手扶植起来的基层党部。因联大在全国大学中之独占鳌头的地位，以及姚从吾与朱家骅之深厚私人交谊，使得西南联大区党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特殊关照。中央拨给联大区党部的经费，远高于其他大学区党部。朱家骅的离任，势必影响联大区党部的活动。姚从吾在联大办团、办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朱家骅效力。朱既去职，姚从吾的办党热情也随之减低。没有中央党部在经费上的特殊津贴，联大区党部的工作也难以为继，加之三青团在联大的势力此前因复兴社旧人离校而受到削弱，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共和左翼学生运动的方向发展。
[
上一页 ]
[ :1.70300382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