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03845
1703003846
姚从吾在联大的办党方针是：“以学术领导党务”，“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党与学术配合，团与教育配合”，[97]藉学术确立区党部在联大教师中的信用和地位。[98]而举办学术讲座，是联大区党部开展“学术党务”之要着。数年间，联大区党部共计举办了一百多场次学术讲演。[99]可以举出名称的系列讲座如：《建国问题十二讲》、《战后建设问题十四讲》、《国际情势十二讲》、《文史学十四讲》、《文史学十二讲》、《文史学八讲》、《工学院学术讲演十六讲》、《现代科学十二讲》、《宪政问题十讲》。此外还定期举办了国史讲习会、国际情势讨论会、新艺文座谈会等。[100]报告人以党籍教授为主，有时也邀请党外教授加入。讲座本身都是学术性的，没有明显“党化”意味。姚从吾坦承其举办学术讲座的目的，对学生重在安定人心，对教授重在“联络感情”。[101]前者重精神，后者重物质。两者均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讲座的学术性，受到多数学生的欢迎，而对演讲者而言，“联络感情”的关键，实际上并不在“学术”，而可能在演讲报酬。每次讲演，区党部付给每位演讲者200～300元报酬（1945年增至5000～6000元），并约请演讲人聚餐。1941年开始，昆明物价骤涨。二三百元讲演费，对讲演者不无小补。聚餐竟也成了笼络和凝聚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102]姚从吾承认：“在联大数日不得一饱，忧困交迫情形中，有此调剂影响实大。”[103]
1703003847
1703003848
创办刊物，是联大区党部开展“学术党务”的另一手段。为了吸引联大青年助教入党，姚从吾最初设想创办一学术期刊。姚的考虑是：“联大各院助教，人数众多，程度亦高，倘能加以联络组织，选优入党，则效力实异常可观”。“惟组织各院助教，实非空口开会所能成功。生等筹思再四，自以筹办一定期刊物，藉以商讨学术，联络感情，使逐渐接近本党为最善办法”。[104]刊物拟名为《人文季刊》或《社会科学季刊》，由助教党员何炳棣、何鹏毓出面组织，但这一计划似未能落实。[105]办得较有声色的是《当代评论》杂志。该刊于1941年7月创刊，1944年3月终刊。姚从吾声称该刊是云贵诸省唯一的政论周刊。“联大区党部年来人数之增加，工作之开展，得力于《当代评论》之号召者实多。”“党在联大一年来，似有若干信用，而一部分少壮教授之参加，《当代评论》之出版，实为主因。”[106]笔者重新检视该刊，感觉其党化色彩甚淡。此点也许正是该刊之成功处。除《当代评论》外，联大区党部于1944年还派人协助云南省党部编辑昆明《民国日报》，由联大党员教授雷海宗、伍启元、王赣愚担任编辑委员会常委。[107]
1703003849
1703003850
联大区党部还资助北大文科研究所和南开文科研究所油印学术论文。据姚从吾介绍，两所的主持人，如罗常培、郑天挺、杨振声、贺麟、黄子坚、冯文潜、皮名举等教授，均为区党部中坚分子。由于各研究所经费困难，薪金之外，百事停顿。其主编之学术刊物均难出版。区党部乃分别资助数千元，将两研究所战时积压的纯粹学术论文、讲演稿、调查报告，各选择30种左右，每种油印100份。姚从吾认为，资助数额虽小，但直接或间接增强了区党部在联大的地位。[108]
1703003851
1703003852
推荐党员教授到重庆做官、到中央训练团受训和选拔应届毕业生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是联大区党部笼络党员人心的又一要着。前者如推荐田培林、陈雪屏、敦福堂、郑华炽、王信忠、杨西昆、何鹏毓、宋泽生等人，后者保送了14名应届毕业的团员学生和2名党员助教。一些年青教师为出国做准备，未雨绸缪想争取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而联大区党部向国民党中央多争取几个受训指标，既“可以表现党在联大有力量、有计划、有办法”，又“可以鼓励联大教授中之少壮派”。至于选拔优秀青年学生到中央组织部任职，“可以引起大学优秀青年对党之欣慕，为效极大。”[109]
1703003853
1703003854
姚从吾“以学术领导党务”的办党方针，在西南联大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效果。姚从吾在担任区党部书记一年后自我总结说：一年前联大教授多以名列党籍为讳，今则自承为党员者日多，联大党务已引起各方之注意。1944年姚从吾第二次连任区党部书记时，认为“党与团在联大信用已著”。“党在联大之基础，已大致稳定。”[110]
1703003855
1703003856
在西南联大这所具有自由主义历史传承的高等学府，能吸纳1/2的教授加入国民党，确非易事。姚在向朱家骅报告成绩的同时，也倾吐了一腔“苦水”：“伏念抗战将八年，生活维持不易，人言庞杂，动辄得咎。凡百施为，罔不顺利，则人人视为当然；偶一违志，则上下责言四起，应付之难，难如登天。在大学党部服务，有时实视其它党部为尤甚。此点实有时非纸笔所能形容其万一。”[111]
1703003857
1703003858
对于姚之热衷党团活动，朋辈同事间难免存有不同看法。傅斯年于1940年8月14日致信胡适谈及北大情形时，对北大文科研究所师生多有赞赏，唯对姚从吾颇有微词，直指姚之办青年团为“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陈）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112]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的甘家馨后来回忆说：西南联大是战时最坚强的学校，党是很难进门的，但是朱家骅凭其个人在教育界的条件，居然把西南联大的人也拉进党里面来，在西南联大也能设立党部，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113]
1703003859
1703003860
1703003861
1703003862
1703003864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五 联大区党部与学潮
1703003865
1703003866
中共在西南联大的地下支部成立于1939年3月，[114]比联大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成立略早。三青团分团部成立后，联大学生自治会即受其掌控。而联大的中共地下支部十分隐蔽，初期几无公开活动。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前，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两党在联大的基层组织大体相安无事。皖南事变以后，中共将大部分党员学生撤离联大，疏散到云南边境各县，留下的少数几个未暴露身份的学生党员也基本停止了活动。故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在联大校园内实际没有过正面交锋。
1703003867
1703003868
1942年1月，联大学生发起“倒孔”大游行。这次行动可以说是西南联大发生的首起学潮。事缘于珍珠港事件后，日军攻占香港，滞留香港的一批名流学者无法及时撤离，而孔祥熙等高官却用飞机运输私人财物，甚至连家养洋狗也用飞机运回重庆。“飞机运狗”消息被《大公报》等媒体披露后，联大学生群情激愤，于1月6日举行了一场上千人的反孔大游行。参加者除联大学生外，还有云南大学和中法大学等校学生。事件发生时，正值联大区党部改选，新当选的执委尚未上任工作，主要由三青团分团部出来应付。当时三青团内部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参加学潮，认为不参加即丧失领导地位，但被三青团干事会和学校当局严加制止。三青团透过学生自治会，很快将风潮消解于无形。姚从吾当时对事件的突发与戛然而止感到疑惑不解：“此事突然暴发，有无背景，至今似尚不能作肯切之判断。若云有背景，似不至于一哄即止，照常上课，不再继续；若云无背景，则各校同时发动，步骤相当整齐，无人主持，何能如此？”[115]此次游行确系学生自发组织，中共并没有参与。
1703003869
1703003870
1943年5月，因昆明物价高涨，联大师生生活日益窘迫。联大部分教授纷纷集议，有的主张向外募捐，有的主张集体绝食，有的主张联合辞职。联大区党部执委会紧急筹议后，将联大师生困苦实况及如何补救之道，通过朱家骅转呈国民党中央。[116]5月19日，联大教授会开会，议决请求政府增加生活费，并推周炳琳、吴有训、陈雪屏三人赴重庆晋谒当局，说明情形，请求切实救济。当日，姚从吾、陈雪屏、王信忠三人以联大区党部的名义致函朱家骅，为联大教授生活困苦而再次陈情，请国民党中央速筹救济之策，以免酿成风潮。[117]
1703003871
1703003872
1943年春，中共地下党支部在西南联大重新建立。而自本年起，“联大青年团因复兴社旧人逐渐离校，政治性渐淡。”[118]到1944年，学生自治会脱离三青团的掌控，转入左翼学生之手。三青团势力减弱后，联大校园的民主风气顿形活跃。一时间墙报如雨后春笋。联大区党部试图加以控制、引导和利用，如组织恳谈会，酌予物质上经济上之协助等，但没有采取过激手段打压进步学生的活动。校园氛围尚属宽松。
1703003873
1703003874
1944年春，李公朴等人组织云南学术界宪政问题研究会。在姚从吾看来，李公朴等人“以研究宪政为掩护，以批评政府，实现私图为主旨”。联大区党部为了抑制其活动，乃先发制人，由钱端升、周炳琳两名党员教授以联大法学院宪政讲演会名义，邀请6名党员教授、4名非党员教授举办《宪政问题十讲》，与之对抗。[119]联大区党部对左翼激进教授的态度，还算比较克制，未采取过激手段对付。联大教授的政治倾向虽然日趋分化，但不同政治倾向的教授在联大校园内尚能互相尊重，和平共处。
1703003875
1703003876
同年4月下旬，日本发动豫湘桂会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联大学生受此刺激，纷纷以纪念五四为契机，发泄对当局的不满。5月4日前后，联大校园空前热闹，“民主墙”上，墙报琳琅满目。5月4日晚，《文艺》墙报社举行以“五四运动与新文艺”为主题的文艺晚会，邀请了罗常培、闻一多、杨振声、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人讲演。由于到会人数太多，会议场地容纳不下，乃改于5月8日晚举行，由国文学会举办，在原请演讲人之外，增加了孙毓棠、闻家驷两位教授。重开的文艺晚会盛况空前，参加者达3000多人。晚会由罗常培、闻一多共同主持。1996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将这场文艺晚会与5月3日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五四晚会（有周炳琳、雷海宗、张奚若、闻一多、吴晗等教授讲演），称作战时联大校园新的爱国民主热潮兴起的标志。[120]而姚从吾在晚会之后写给朱家骅的报告则称，这场文艺晚会完全是联大区党部有意策划的一次成功化解学生风潮的行动。姚在报告中写道：校内左倾分子“初欲藉救济费太少，激动风潮，志未得逞。嗣又欲因人心浮动，假纪念五四，扩大活动。幸五四天雨，团部、党部又分别防范，虽墙报五光十色，而集会实未举行。延至5月8日，由罗莘田（引者注：罗常培）同志用中国文学系名义，联合八教授，召开一五四新文艺晚会，专以讲述文艺为限。目标转移，人心始复归镇定。八教授中，除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三先生外，主席及召集人罗莘田、杨振声、孙毓棠、李广田等均为党员。五四文艺晚会自七时起，至十二时止，参加者逾两千人，实属空前。希望经此一次发泄之后，人心能由此安定下去也。”[121]
1703003877
1703003878
1944年5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让陈果夫取代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旋即又由陈立夫接任。朱家骅则接替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国民党党务组织大权再次回归CC系之手。在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自树一帜，难免侵蚀CC系的地盘。陈立夫重掌组织大权后，势必趁机报复。[122]西南联大区党部是朱家骅一手扶植起来的基层党部。因联大在全国大学中之独占鳌头的地位，以及姚从吾与朱家骅之深厚私人交谊，使得西南联大区党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特殊关照。中央拨给联大区党部的经费，远高于其他大学区党部。朱家骅的离任，势必影响联大区党部的活动。姚从吾在联大办团、办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朱家骅效力。朱既去职，姚从吾的办党热情也随之减低。没有中央党部在经费上的特殊津贴，联大区党部的工作也难以为继，加之三青团在联大的势力此前因复兴社旧人离校而受到削弱，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共和左翼学生运动的方向发展。
1703003879
1703003880
学校当局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1944年4月30日，清华大学举行33周年校庆。联大常委蒋梦麟在致词时一再声称“西南联大是中国的民主堡垒”。当时在场的朱自清对蒋梦麟敢说这样的话而深感吃惊。[123]在此前后，联大另一常委梅贻琦也私下表示，他对共产主义无大认识，颇表怀疑，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124]1944年秋，联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由三青团转入中共和左翼学生之手。[125]
1703003881
1703003882
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争夺大会代表席位，CC系与朱家骅系在西南联大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在此之前的1942年，河南大学改为国立，朱家骅曾推荐姚从吾任河大校长，被教育部长陈立夫婉拒。姚对CC系难免心存芥蒂。陈立夫转任中央组织部长后，试图将CC系势力打入西南联大。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CC系笼络联大政治系教授崔书琴，然后以崔书琴为桩脚，发展CC系在西南联大的组织基础。在CC系的经费支持下，崔书琴在联大法学院举办讲演会，每次付给讲演者优厚酬金，以此笼络党员教授。姚从吾对此十分警觉。他告诉朱家骅：CC系想打入联大，不惜运用种种力量，其目的“自然是想另在联大立一‘龙头’”。为了抵制CC系势力的侵入，姚从吾建议朱家骅：由朱家骅以教育部长的名义每学期津贴联大文史讲演会或国际学术研究会七八万元，仍在文、法学院举办讲演会，以资对抗。鉴于CC系每次每人送讲演费4000元，姚从吾建议将讲演费提高到5000～6000元，每次聚餐1.5万元。同时编印党员教授讲演集，以此吸引和笼络联大师生。由于朱家骅与学界名流多相往还，姚从吾还建议朱家骅呈请蒋介石，直接圈选一批“名流党员教授”为中委。因CC系与知识界的关系比较疏远，派内的“名流党员教授”不如朱家骅系多。请蒋圈选名流党员为中委，自然对朱家骅系最有利。[126]CC系与朱家骅系的争斗，导致联大国民党籍教授群体分裂，进而影响国民党在联大的组织力量和声誉。此一情形在战后教育界一直延存，[127]甚至影响一部分英美派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的背离。
1703003883
1703003884
出人意料的是，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撤销军队党部和学校党部。六大决议后不久，全国各学校党部相继关闭。[128]西南联大区党部亦不例外。
1703003885
1703003886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继起。当国民党关闭学校党部后，中共在大学校园的活动日趋活跃。两党在大学校园的局势迅速发生逆转。过去“以组织对组织”的“文斗”，迅速升级为“以行动对行动”的“武斗”，以至出现“前方打仗，后方打人”的奇特政治景象。因大学区党部不复存在，国民党只能直接藉军警力量震慑学潮。
1703003887
1703003888
1945年年底爆发的一二·一运动，将国共两党在西南联大的斗争推向极致。有关此次运动的背景和经过，学界已有相当详尽的研究，[129]此处不赘述。值得提及的是，如果此时联大区党部还存在的话，依照以往的经验，其很有可能通过政治和组织手腕，将学潮化解于无形，甚至消弭风潮于未起之时。学生的一次例行集会，竟激变为震惊全国的惨案和学潮。姚从吾颇为懊丧。他在26日事件初起时即报告朱家骅说：“就常态言，此等集会，也不过骂骂接收人员，藉以讥笑中央腐化，把预备好的抗议书送给外国人而已。”“夜寒道远，参加人少，置之不理，则不久即散。”不意地方军政当局过激反应，地方军人横暴干涉，事件遂一发而不可收。[130]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联大区党部停闭的结果。因复兴社旧人相继离校后，三青团在联大的势力本已大为削弱，区党部继而停闭，党、团在联大更是群龙无首。与此相反，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就用武力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党政军职务，由中央军全面接防。纵容民主和左派势力的龙云下台后，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强硬派李宗黄。云南政局为之一变。在这种情势下，如果西南联大发生学潮，校内党、团力量无法应付，云南地方当局势必强行介入。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党部的停闭，实在是国民党中央的一大失策。原来“以组织对组织”的国共之争，乃转变为直接以武力相向的局面。
1703003889
1703003890
“一二·一”学潮的最终解决，实际得力于联大教授会以全体总辞职相要挟，迫使学生复课而告终。而教授会的辞职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国民党籍教授从中操纵的结果。因为国民党籍教授占了联大教授总数的一半。他们大多是院系领导或具有较高学术声望者，在联大教授会具有中坚的作用。正是他们左右了教授会的态度和取向。闻一多等少数激进教授的主张未获通过。姚从吾事后致函朱家骅说：“教授会重心，就此事论，仍以党员为主动。枚荪（引者注：周炳琳）、芝生（引者注：冯友兰）、华炽（引者注：郑华炽）、霍秉权、蔡维藩、贺自昭（引者注：贺麟）等二十余人，均甚努力。”[131]当然，国民党籍教授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态度亦非完全一致。姚从吾、陈雪屏、郑华炽、周炳琳等教授具有较强的反共倾向和忠党情结。他们认为学潮是中共挑拨和煽动的结果，对罢课学生深怀敌意。也有的党籍教授如钱端升、伍启元、华罗庚等对学生抱以一定的同情，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做法表示不满和失望，但基本上仍站在国民党一边，尽力为国民党分忧。国民党在联大主要以教授为组织发展对象，共产党在联大主要以学生为组织动员对象。“一二·一”学潮及其最终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以共产党与部分学生为一方，国民党与部分教授为另一方，相互对垒博弈的结果。
1703003891
1703003892
1703003893
1703003894
[
上一页 ]
[ :1.70300384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