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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五 联大区党部与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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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西南联大的地下支部成立于1939年3月，[114]比联大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成立略早。三青团分团部成立后，联大学生自治会即受其掌控。而联大的中共地下支部十分隐蔽，初期几无公开活动。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前，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两党在联大的基层组织大体相安无事。皖南事变以后，中共将大部分党员学生撤离联大，疏散到云南边境各县，留下的少数几个未暴露身份的学生党员也基本停止了活动。故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在联大校园内实际没有过正面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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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联大学生发起“倒孔”大游行。这次行动可以说是西南联大发生的首起学潮。事缘于珍珠港事件后，日军攻占香港，滞留香港的一批名流学者无法及时撤离，而孔祥熙等高官却用飞机运输私人财物，甚至连家养洋狗也用飞机运回重庆。“飞机运狗”消息被《大公报》等媒体披露后，联大学生群情激愤，于1月6日举行了一场上千人的反孔大游行。参加者除联大学生外，还有云南大学和中法大学等校学生。事件发生时，正值联大区党部改选，新当选的执委尚未上任工作，主要由三青团分团部出来应付。当时三青团内部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参加学潮，认为不参加即丧失领导地位，但被三青团干事会和学校当局严加制止。三青团透过学生自治会，很快将风潮消解于无形。姚从吾当时对事件的突发与戛然而止感到疑惑不解：“此事突然暴发，有无背景，至今似尚不能作肯切之判断。若云有背景，似不至于一哄即止，照常上课，不再继续；若云无背景，则各校同时发动，步骤相当整齐，无人主持，何能如此？”[115]此次游行确系学生自发组织，中共并没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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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因昆明物价高涨，联大师生生活日益窘迫。联大部分教授纷纷集议，有的主张向外募捐，有的主张集体绝食，有的主张联合辞职。联大区党部执委会紧急筹议后，将联大师生困苦实况及如何补救之道，通过朱家骅转呈国民党中央。[116]5月19日，联大教授会开会，议决请求政府增加生活费，并推周炳琳、吴有训、陈雪屏三人赴重庆晋谒当局，说明情形，请求切实救济。当日，姚从吾、陈雪屏、王信忠三人以联大区党部的名义致函朱家骅，为联大教授生活困苦而再次陈情，请国民党中央速筹救济之策，以免酿成风潮。[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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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春，中共地下党支部在西南联大重新建立。而自本年起，“联大青年团因复兴社旧人逐渐离校，政治性渐淡。”[118]到1944年，学生自治会脱离三青团的掌控，转入左翼学生之手。三青团势力减弱后，联大校园的民主风气顿形活跃。一时间墙报如雨后春笋。联大区党部试图加以控制、引导和利用，如组织恳谈会，酌予物质上经济上之协助等，但没有采取过激手段打压进步学生的活动。校园氛围尚属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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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春，李公朴等人组织云南学术界宪政问题研究会。在姚从吾看来，李公朴等人“以研究宪政为掩护，以批评政府，实现私图为主旨”。联大区党部为了抑制其活动，乃先发制人，由钱端升、周炳琳两名党员教授以联大法学院宪政讲演会名义，邀请6名党员教授、4名非党员教授举办《宪政问题十讲》，与之对抗。[119]联大区党部对左翼激进教授的态度，还算比较克制，未采取过激手段对付。联大教授的政治倾向虽然日趋分化，但不同政治倾向的教授在联大校园内尚能互相尊重，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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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4月下旬，日本发动豫湘桂会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联大学生受此刺激，纷纷以纪念五四为契机，发泄对当局的不满。5月4日前后，联大校园空前热闹，“民主墙”上，墙报琳琅满目。5月4日晚，《文艺》墙报社举行以“五四运动与新文艺”为主题的文艺晚会，邀请了罗常培、闻一多、杨振声、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人讲演。由于到会人数太多，会议场地容纳不下，乃改于5月8日晚举行，由国文学会举办，在原请演讲人之外，增加了孙毓棠、闻家驷两位教授。重开的文艺晚会盛况空前，参加者达3000多人。晚会由罗常培、闻一多共同主持。1996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将这场文艺晚会与5月3日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五四晚会（有周炳琳、雷海宗、张奚若、闻一多、吴晗等教授讲演），称作战时联大校园新的爱国民主热潮兴起的标志。[120]而姚从吾在晚会之后写给朱家骅的报告则称，这场文艺晚会完全是联大区党部有意策划的一次成功化解学生风潮的行动。姚在报告中写道：校内左倾分子“初欲藉救济费太少，激动风潮，志未得逞。嗣又欲因人心浮动，假纪念五四，扩大活动。幸五四天雨，团部、党部又分别防范，虽墙报五光十色，而集会实未举行。延至5月8日，由罗莘田（引者注：罗常培）同志用中国文学系名义，联合八教授，召开一五四新文艺晚会，专以讲述文艺为限。目标转移，人心始复归镇定。八教授中，除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三先生外，主席及召集人罗莘田、杨振声、孙毓棠、李广田等均为党员。五四文艺晚会自七时起，至十二时止，参加者逾两千人，实属空前。希望经此一次发泄之后，人心能由此安定下去也。”[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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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让陈果夫取代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旋即又由陈立夫接任。朱家骅则接替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国民党党务组织大权再次回归CC系之手。在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自树一帜，难免侵蚀CC系的地盘。陈立夫重掌组织大权后，势必趁机报复。[122]西南联大区党部是朱家骅一手扶植起来的基层党部。因联大在全国大学中之独占鳌头的地位，以及姚从吾与朱家骅之深厚私人交谊，使得西南联大区党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特殊关照。中央拨给联大区党部的经费，远高于其他大学区党部。朱家骅的离任，势必影响联大区党部的活动。姚从吾在联大办团、办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朱家骅效力。朱既去职，姚从吾的办党热情也随之减低。没有中央党部在经费上的特殊津贴，联大区党部的工作也难以为继，加之三青团在联大的势力此前因复兴社旧人离校而受到削弱，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共和左翼学生运动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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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当局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1944年4月30日，清华大学举行33周年校庆。联大常委蒋梦麟在致词时一再声称“西南联大是中国的民主堡垒”。当时在场的朱自清对蒋梦麟敢说这样的话而深感吃惊。[123]在此前后，联大另一常委梅贻琦也私下表示，他对共产主义无大认识，颇表怀疑，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124]1944年秋，联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由三青团转入中共和左翼学生之手。[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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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争夺大会代表席位，CC系与朱家骅系在西南联大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在此之前的1942年，河南大学改为国立，朱家骅曾推荐姚从吾任河大校长，被教育部长陈立夫婉拒。姚对CC系难免心存芥蒂。陈立夫转任中央组织部长后，试图将CC系势力打入西南联大。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CC系笼络联大政治系教授崔书琴，然后以崔书琴为桩脚，发展CC系在西南联大的组织基础。在CC系的经费支持下，崔书琴在联大法学院举办讲演会，每次付给讲演者优厚酬金，以此笼络党员教授。姚从吾对此十分警觉。他告诉朱家骅：CC系想打入联大，不惜运用种种力量，其目的“自然是想另在联大立一‘龙头’”。为了抵制CC系势力的侵入，姚从吾建议朱家骅：由朱家骅以教育部长的名义每学期津贴联大文史讲演会或国际学术研究会七八万元，仍在文、法学院举办讲演会，以资对抗。鉴于CC系每次每人送讲演费4000元，姚从吾建议将讲演费提高到5000～6000元，每次聚餐1.5万元。同时编印党员教授讲演集，以此吸引和笼络联大师生。由于朱家骅与学界名流多相往还，姚从吾还建议朱家骅呈请蒋介石，直接圈选一批“名流党员教授”为中委。因CC系与知识界的关系比较疏远，派内的“名流党员教授”不如朱家骅系多。请蒋圈选名流党员为中委，自然对朱家骅系最有利。[126]CC系与朱家骅系的争斗，导致联大国民党籍教授群体分裂，进而影响国民党在联大的组织力量和声誉。此一情形在战后教育界一直延存，[127]甚至影响一部分英美派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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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的是，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撤销军队党部和学校党部。六大决议后不久，全国各学校党部相继关闭。[128]西南联大区党部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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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继起。当国民党关闭学校党部后，中共在大学校园的活动日趋活跃。两党在大学校园的局势迅速发生逆转。过去“以组织对组织”的“文斗”，迅速升级为“以行动对行动”的“武斗”，以至出现“前方打仗，后方打人”的奇特政治景象。因大学区党部不复存在，国民党只能直接藉军警力量震慑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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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年底爆发的一二·一运动，将国共两党在西南联大的斗争推向极致。有关此次运动的背景和经过，学界已有相当详尽的研究，[129]此处不赘述。值得提及的是，如果此时联大区党部还存在的话，依照以往的经验，其很有可能通过政治和组织手腕，将学潮化解于无形，甚至消弭风潮于未起之时。学生的一次例行集会，竟激变为震惊全国的惨案和学潮。姚从吾颇为懊丧。他在26日事件初起时即报告朱家骅说：“就常态言，此等集会，也不过骂骂接收人员，藉以讥笑中央腐化，把预备好的抗议书送给外国人而已。”“夜寒道远，参加人少，置之不理，则不久即散。”不意地方军政当局过激反应，地方军人横暴干涉，事件遂一发而不可收。[130]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联大区党部停闭的结果。因复兴社旧人相继离校后，三青团在联大的势力本已大为削弱，区党部继而停闭，党、团在联大更是群龙无首。与此相反，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就用武力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党政军职务，由中央军全面接防。纵容民主和左派势力的龙云下台后，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强硬派李宗黄。云南政局为之一变。在这种情势下，如果西南联大发生学潮，校内党、团力量无法应付，云南地方当局势必强行介入。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党部的停闭，实在是国民党中央的一大失策。原来“以组织对组织”的国共之争，乃转变为直接以武力相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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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学潮的最终解决，实际得力于联大教授会以全体总辞职相要挟，迫使学生复课而告终。而教授会的辞职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国民党籍教授从中操纵的结果。因为国民党籍教授占了联大教授总数的一半。他们大多是院系领导或具有较高学术声望者，在联大教授会具有中坚的作用。正是他们左右了教授会的态度和取向。闻一多等少数激进教授的主张未获通过。姚从吾事后致函朱家骅说：“教授会重心，就此事论，仍以党员为主动。枚荪（引者注：周炳琳）、芝生（引者注：冯友兰）、华炽（引者注：郑华炽）、霍秉权、蔡维藩、贺自昭（引者注：贺麟）等二十余人，均甚努力。”[131]当然，国民党籍教授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态度亦非完全一致。姚从吾、陈雪屏、郑华炽、周炳琳等教授具有较强的反共倾向和忠党情结。他们认为学潮是中共挑拨和煽动的结果，对罢课学生深怀敌意。也有的党籍教授如钱端升、伍启元、华罗庚等对学生抱以一定的同情，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做法表示不满和失望，但基本上仍站在国民党一边，尽力为国民党分忧。国民党在联大主要以教授为组织发展对象，共产党在联大主要以学生为组织动员对象。“一二·一”学潮及其最终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以共产党与部分学生为一方，国民党与部分教授为另一方，相互对垒博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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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六 比较中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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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区党部办得最具声色。此一结论与西南联大“民主堡垒”的称号似乎难相凿枘。其实两者并不矛盾。首先，联大区党部之“最具声色”，乃相对其他大学党部而言。其次，所谓“民主堡垒”实乃联大后期之称号（大体是1944年以后的事，今人大多统称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显然不确），而那时联大区党部趋于停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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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冯友兰对国民党在西南联大的活动有一评价。他说：战时“国民党对于高等院校的直接控制空前地加强了”。在联大公开设立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分团部，出席联大常委会的人都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要受区党部的“协助”，在学校还设有训导处，由训导长负责对学生进行“训导”。“这种公开地以党治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冯友兰又说：“从表面上看来，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了，其实并不尽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所以在当时虽然有这些表面的措施，但社会上仍然认为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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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时人誉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不完全指其在“民主”方面如何具有声色，在很大程度上乃称许其“宽容”精神。1946年当联大宣布结束的时候，《观察》杂志专门发表文章，就其“宽容精神”作过如下一番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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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治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琳、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右的人，联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堡垒”，真正的“自由堡垒”。[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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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考察的是，在西南联大，区党部与学校行政当局之间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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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学党部刚刚筹设时，教育界即有人担心：“有了学校党务，也许会影响学校行政。”朱家骅当即出面解释说：“这是过敏之谈，不足为虑的。”“学校党务是在和谐中谋发展，倘有违背此原则，必予以纠正或取缔。学校有学校的秩序，党有党的纪律，在严守秩序与纪律中，来求学校党务的推进，不仅不影响学校行政，并且可以协助学校行政的。”[134]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随即于1941年3月出台规定：大学区党部书记有权列席校务会议。这是国民党中央对大学党部与学校当局关系之唯一法规。区党部书记仅具“列席”校务会议资格。这意味着国民党中央无意让大学区党部干涉学校行政。事实上，国民党中央从来没有“以党治校”之说。在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是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下设校务会议和教授会。校务会议的成员由常务委员、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副教授互选之代表组成。初期每学期举行一次，后改为每学年举行一次，其职权为学校预、决算的审议，学系的设立和废止，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颁行，讨论改进校务以及常委会交议的事项等。[135]1941年12月，联大区党部选举时，周炳琳与姚从吾的票数相同，但周坚辞不就，姚只好连任书记。周之坚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区党部书记一职，实在无足轻重也。[136]姚从吾当选为联大区党部书记后，按理可以“列席”校务会议，但他让周炳琳、冯友兰代为列席，[137]显然对“列席”兴趣不大。周当时是教务长，冯是文学院院长，两人均是校务会议正式成员，故代为“列席”者，不过名义和形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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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成。三校校长组成联大常委。三人均是国民党党员，但张伯苓长期在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蒋梦麟与梅贻琦分别兼任联大区党部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校长兼任校党部监察委员，在其他大学也多如此，似是国民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按照规定，区党部监察委员的权责是执行党纪，稽核区党部经费的收支，审查区党务的工作。实际上，让校长兼任监察委员，更大的可能是为了便于学校党部与学校行政当局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只有个别大学，校长同时兼校党部执行委员。[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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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南联大的情况看，区党部与学校行政当局之间甚少往来和联系。区党部基本上不参与和干涉学校行政；反之亦然。就组织系统而言，大学区党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只对中央组织部负责，接受中央组织部的指令，定期向中央组织部汇报工作。区党部的经费也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划拨。学校对区党部没有补助。区党部与学校当局之间亦未发生过磨擦和冲突。只是当党员人数发展到相当规模时，姚从吾担心“招致学校方面与其它方面之嫉忌”，而有自我收缩之意，转而“取保守与稳健态度”。[139]外间评论联大区党部与学校当局之间关系冷淡，但也互不干涉，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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