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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朱家骅先生记事年表》，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第225～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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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胡国台先生曾利用台北“法务部调查局”所收藏的国民党档案和中共文献，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高校里的斗争情形进行过研究，但不知何故，他未利用其本所档案馆所藏之朱家骅档案。见胡国台《国共校园斗争（1937～1949）》，《历史月刊》（台北）第44期，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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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247～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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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战前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参见陈进金《抗战前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5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175～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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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革命文献》第76辑，台北，1978，第16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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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叔永：《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再论党化教育》，《独立评论》第3、8号，1932年6月5日、7月10日。另据陶百川于1935年1月测验上海154位参加“优秀学生联谊运动”的高中生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之结果，发现连“三民主义的涵义如何”这样简单的问题，竟有许多学生回答不及格。陶氏慨言：“他们在学校中应该都已读过六七年的党义教科书，何以程度竟如此低劣！优秀学生如此，普通学生将何如！劣等学生更将何如！中学生如此，小学生将何如！学生如此，一般民众将何如！由此观之，七八年的党义教育，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惨败了！”见陶百川《中国青年政治思想的观察》，《上海党声》第1卷第2期，193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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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超俊：《实施党义教育之重要》，《中央党务月刊》第32期，193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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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陶其情：《难乎其为党义教师》，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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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家骅：《党务实施上之问题》，1939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印《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1941，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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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要求党员重新报到登记。据1940年7月统计，各大学参加报到的党员人数（基本上是战前加入者）总计不过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中央政治学校，普通高校只有四川大学和中山大学两校较多。各大学国民党员的具体数字是：中央政治学校748人，四川大学209人，中山大学184人，朝阳学院59人，师范学院46人，厦门大学43人，中正学院20人，武汉大学6人，西北大学5人，协和医学院3人，民国学院3人。除此之外，金陵大学、复旦大学、齐鲁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广东国民大学、西北工学院等学校均无党员报到。因为战乱等因素，有的党员可能没有及时报到，实际党员人数应多于报到党员人数。见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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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党史馆：特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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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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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三青团的成立，最初亦隐含有另立新组织以向其他党派表达合并意向和吸引其他党派参与合并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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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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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姚从吾（1894～1970），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继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1922年12月赴德国留学，1934年夏返国受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39年7月，任西南联大三青团直属分团筹备主任，负责组建该校三青团组织，1941年12月，任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书记，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改选，连任区党部书记，1946年春，随北大返回北平，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7月，任河南大学校长，1949年去台湾，1958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见《直属西南联大区党部人事组织动态报告》，党史馆：会5.3—225.12；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634～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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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党史馆：特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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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蒋梦麟复陈立夫、张厉生函》（1939年7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下引各函，凡未标注出处者，均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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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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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胡国台：《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高校里的斗争》，《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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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17日）。王晴佳对姚从吾此段言论的阐释是：国民党对知识界已经多有拉拢，但“似乎成效不够理想”；左倾人士的存在，表明当时知识界“已非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参见前引王文，第31页）王的阐释似乎有悖姚文原意。姚文中显无“成效不够理想”之意；此前知识界从未出现过“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局面，“已非”何从谈起？姚文亦无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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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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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王晴佳认为，姚从吾提出要将教授与学生分开对待，成立不同的组织，把重点放在学生身上，是为了加强联大国民党的力量。（参见前引王文，第31页）此点有些说不通。要知此际姚从吾的身份是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他显然是站在团的立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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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朱家骅复姚从吾函》（1939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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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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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1期，194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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