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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5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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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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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冯友兰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第32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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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记者：《西南联大任务完成，化整为零》，《观察》第1卷第6期，1946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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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朱家骅：《学校党务的诠释》，《中央党务公报》第2卷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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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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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王晴佳认为，周炳琳推让不就区党部书记职，是因为受蔡元培民主治校思想的影响而不支持国民党的“党化”政策（参见前引王文，第31页）。综观周炳琳在联大区党部的工作态度及表现，此说实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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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1月21日、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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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筹备成立中央直属学校党部》，《中央党务公报》第2卷第37期，1940年9月；《各学校党部执监察委员名单》，1945年夏，《朱家骅档案·学校党务卷》：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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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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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施宏勋致朱家骅函》（1943年7月15日），《朱家骅档案·学校党务卷》：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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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4月24日、6月20日），《朱家骅档案·学校党务卷》：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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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1938年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乐山古称嘉定。参见吴贻谷主编《武汉大学校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第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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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杨端六致朱家骅函》（1942年3月11日），《朱家骅档案·学校党务卷》：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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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筹设直属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区党部经过》，《中央党务公报》第1卷第5期，193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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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朱家骅复姚从吾函》（1940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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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案·学校党务卷》：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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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九章 “武主文从”：战时国军的政工与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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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中国人的学习榜样开始由欧美日本转向俄国。“以俄为师”成了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和革命政党热衷实践的目标。在“以俄为师”的大潮中，苏俄的“治党”和“党治”体制最受追捧。在学习苏俄建立列宁主义新型政党的同时，仿效其“红军”建立一支由革命政党控制的军队，也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理想。1920年代中期，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以政治工作为特色的苏俄党军制度开始移植于中国南方，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收到了令人惊奇的显著效果。但在北伐结束后，军队政工制度随着国共两党的分家而殊途异辙。共产党将其发扬光大，国民党将其废弃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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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竞争的战略互动下，国民党将军队政工和军队党务重新恢复。但在“武主文从”的大背景下，政工党务早已无法回复北伐时期的功能与信誉。政工成了军队的附庸，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最终形成党不如政、政不如军的局面。在黄埔系和力行社的参与和长期掌控下，政工、党工与特工三位一体，更使国民党军队的战时政治工作蒙上了一层诡异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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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许多外国的“先进”制度被移植进来，其中大半水土不服。苏联红军政工制度被移植过来后，在中国这一相同的“水土”中，却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看来我们不仅要考察“水土”，更要关注“移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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