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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杨端六致朱家骅函》（1942年3月11日），《朱家骅档案·学校党务卷》：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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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筹设直属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区党部经过》，《中央党务公报》第1卷第5期，193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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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朱家骅复姚从吾函》（1940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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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案·学校党务卷》：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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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九章 “武主文从”：战时国军的政工与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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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中国人的学习榜样开始由欧美日本转向俄国。“以俄为师”成了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和革命政党热衷实践的目标。在“以俄为师”的大潮中，苏俄的“治党”和“党治”体制最受追捧。在学习苏俄建立列宁主义新型政党的同时，仿效其“红军”建立一支由革命政党控制的军队，也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理想。1920年代中期，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以政治工作为特色的苏俄党军制度开始移植于中国南方，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收到了令人惊奇的显著效果。但在北伐结束后，军队政工制度随着国共两党的分家而殊途异辙。共产党将其发扬光大，国民党将其废弃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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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竞争的战略互动下，国民党将军队政工和军队党务重新恢复。但在“武主文从”的大背景下，政工党务早已无法回复北伐时期的功能与信誉。政工成了军队的附庸，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最终形成党不如政、政不如军的局面。在黄埔系和力行社的参与和长期掌控下，政工、党工与特工三位一体，更使国民党军队的战时政治工作蒙上了一层诡异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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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许多外国的“先进”制度被移植进来，其中大半水土不服。苏联红军政工制度被移植过来后，在中国这一相同的“水土”中，却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看来我们不仅要考察“水土”，更要关注“移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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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以党治军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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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最难以驾驭的统治机器莫过于军队。国民党“党军”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军队建设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军队党化，由党来指挥枪，是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晚清民初以来，军队沦为私人争权夺利、割土称雄的工具。“党军”的意义，意味着以党建军，以党控军，军队服从党的意识形态，党的组织细胞渗透到军队的组织系统中，军队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文职的党代表和职业军官之间“权”“能”分开，从而抑制军权过度膨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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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改组后，确曾有过一段“党权高于一切”和“以党治军”的时光。但这一局面未能维持多久。北伐打到长江流域以后，军权迅速蹿升，最终形成蒋介石藉“党军”坐大的格局。南昌与武汉“迁都之争”和“提高党权运动”实即军权与党权的较量。党权本是至高无上，既要“提高”，说明党权已受到军权的侵蚀和挑战。当时国民党中央显已感到党有不能指挥枪的危险。在北方《大公报》报人眼中，南方的党权与军权之争，实际仍是文武之争。其实当时南方党人内部亦有相似的看法。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当时尚站在武汉国民党左派一方的宋子文，最初的反应就是觉得文人被武人制裁了。他亲口对当时一位来华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说：“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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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南京的军权与武汉的党权公开对峙。未久，宁汉合流，国民党党权与军权形式上达成统一，而潜在的对抗依然存在。此后直至30年代初期，党权与军权一直处于分裂、对抗和较量之中。其间国民党党统几度分裂。在中央，蒋介石挟军权另立中枢，与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互争正统。在地方，北伐完成后新军人与加入新政权的旧军人重新瓜分地盘。蒋介石在南京，冯玉祥在开封，阎锡山在太原，李宗仁在武汉，李济深在广州，张学良在沈阳，形成各自的军事权力中心。[3]国民党的党权、军权与政权呈现四分五裂之象。但最终还是蒋介石以军权裹胁党权，建立了一个以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政权，形成如吴稚晖所称的“党亦交给武装同志，权亦交给武装同志”的局面。[4]汤山事件之后的胡汉民更愤激地申言：“顾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一绝对的军权统治之现象也。枪之所在，即权之所寄；政令所由，不在政府，而在于军事委员长……国计之决，不在于党部，而在于庐山、南昌之会议。”[5]中国政局再次演化为“武主文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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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主文从”不仅表现在南京中枢政局，在地方，各省主席十之八九也是武人。笔者统计1927～1949年间全国各省主席的出身背景，文人占12.5%，武人占87.5%；各省主席主政年数，文人仅占9.6%，武人占90.4%。[6]国民党仿照苏俄体制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与行政层级相并行的党务组织系统，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各自独立，自成系统，法理上两者的地位不分轩轾，平行并存，互相监督。实际上由文人主控的省党部无法与武人主控的省政府相抗衡。地方政治的重心在政不在党。省党部几乎沦为省政府的附庸。[7]可以说，国民党执政时期，武人控扼地方权势资源的程度与北洋时代几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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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认为，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军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主导群体。“盖无论古今中外，国家之兴替，全视军人为转移”。[8]在蒋看来，军队的组织精神在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均具有普适性。他说：“无论古今中外，要组织成一个健全的国家和社会，都是要全国军队化。”[9]他对军队化的含义作过如下解释：“就是以军队的组织，军队的纪律，军队的精神，和军队的行动和生活，使之普及于政治、经济、教育，以至于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战斗体，最后要做到民众即军队，军队即民众，生活即战斗，战斗即生活的目的。”在他看来，在一切社会组织中，只有军队组织最严密，最科学，最合理。因为军队组织的特质在于层层节制，系统分明，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10]故他极力主张不仅要政治军事化，政党军事化，而且要社会军事化。保甲制度的推行，即是他推进社会军事化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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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军治思想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军治实际上取代了党治。1930年，张季鸾曾深有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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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状况，政界固不堪，军界殆尤甚，且时局递演之结果，权力中心，皆集中于军。今人民已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军权。社会所注意，报纸所记载，世界所研究，政府所筹划者，皆为关于若干军人之事。此情形已仿佛北洋时代之旧观，绝非三民主义训政下应有之现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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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军权，正是党权衰微、军权膨胀的写照。自晚清以来，军人集团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12]“民国成立，军焰熏天”，是民国初年的一种写照。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一个基本出发点即欲提高党权，强化党力，以图制服军权，扭变“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的局面。但孙中山过早去世，北伐又过早举行，[13]蒋介石藉军坐大。军人持权的局面很快又复旧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军人的地位如日中天。军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群体。在军人势力膨胀之下，“党权高于一切”实际成了一句空话。南京政府建立初期，蒋介石手下一名旅长公然声称：“吾不知何谓党权高于一切，吾只知有万能之枪杆。”[14]军人之骄横表露无遗。其时蒋介石自己亦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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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最可悲的现象，为一般皆不知尊重党。武装同志之间，亦有忸于一时感想，视党务为赘瘤，甚至对党有反对之表示。当政治责任者，不知不觉之间，不免流露对党的厌恶之心理，且以党比拟于昔时之国会，颇有敝屣弃之之概，亦有以为吾侪只要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但不必一定需要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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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同志”视党如赘瘤，弃之若敝屣，正是北伐结束后党军关系的鲜活写照。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文章坦言：“其实今日所谓‘党治’，说也可怜，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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