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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36 在人事制度上,政工人员的出路和待遇远不如职业军官。战时职业军官升迁非常快速,[67]而政工人员则受种种限制,升迁殊感困难。“恒有团指导员,其最初之团长已升任军师长,其本团之营连长已升任团长,而团指导员则仍为该团之指导员者。”另一方面,优秀的政工干部,虽具备相当的能力、资历与功绩,亦不易获得升迁部队长官之机会。[68]至于政工人员的待遇,表面上与部队长官一致,实际上则显有轩轾,如武器、马匹、车辆等项,均不配给政工人员,其他如吃空额等,也几乎成为部队长官的专利。由于政工人员待遇低,升迁慢,职权小,一般军官视政工为畏途,不唯高级军官多不愿转任政工,即军校出身之初级军官,亦视政工为毫无出路之工作而加以鄙弃,导致政工干部来源缺乏。而现有政工人员觉得个人前途黯淡,情绪低落,不安于位,从而导致政工人才缺乏,素质下降。中下级政工干部补充尤感不易。连级指导员经常空缺,只好由副连长或排长兼任。而连排长因本身职务过繁,多无暇兼顾,以致基层政治工作经常处于空虚状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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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38 战时政治工作的内容,无论国共,大体不外这样几个方面:在部队鼓舞士气,在后方发动群众,在敌后瓦解敌伪,收拾民心。从民心士气的角度来考察战时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成效,情形实在令人沮丧。以1944年中原会战和桂柳会战为例。蒋介石总结中原会战的情形说:“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70]而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也指出:“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各地方团队虽间或协助国军作战,但往往有劫取国军枪支情事。相反,日军却能利用中国民众运输粮弹,虽道路破坏,仍可继续攻势,锐意前进。[71]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我军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72]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关系竟不如入侵的敌军,的确是莫大的耻辱。军民关系的紧张和对立,造因固不止一端,但至少是军队政治工作失效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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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40 再看部队内部的政治教育,1938年冬至1939年春,有人对147个部队单位(以师为单位)的614名士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士兵知道中国国民党的,占70%弱,知道“三民主义”的,占48%弱。即使知道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也很少知道这两个名词以外的内容。调查者发表感想说:这是目前军队政治训练最确实的成果,说明政训工作没有渗透进士兵和基层民众之中。[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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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42 1939年以后,随着军队党部的建立,官兵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想必士兵不知国民党的情形不大可能继续存在。但集体宣誓全体加入,其效果恐怕与全体不入没有太大差别。因为入党没有门槛,没有条件,入党后不交党费,不发党证,没有组织活动,党员缺乏党的意识。党部仅具形式,并无权威。党对部队无论消极或积极作用均无由发挥。[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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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44 查八路军中的共产党员比例,一般控制在20%~30%之间,只有真正优秀的官兵才被吸纳入党;党员在部队中具有相当的政治优越感,因而在部队中能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在八路军中,支部工作是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础,建立于连队的党支部是部队政治工作的实际推动力量,是保障党的路线与军事任务执行和完成的重要基层组织。[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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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46 蒋介石虽然也强调军队政治工作应“以党为基础、为中心”,实际上,将军队党务交由政工人员兼办,而政工人员并不能运用党的组织关系,加强其权威与效能,工作反而与政工有重复矛盾之处。政工人员对兼办之党务自然无所用心。[76]其结果,政工本来是军队的附庸,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最终形成党不如政、政不如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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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48 战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即承认:“军事胜于政治,政治胜于党务。”[77]“在战地,最先瓦解的是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78]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务几乎沦为军政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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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50 [1] 北伐前后政工制度的详细情形,可参见吕芳上《近代中国制度的移植与异化:以1920年代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为例的讨论》,“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1920年代的中国》,台北,2002,第137~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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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52 [2] 胡适:《追念吴稚晖先生》,《自由中国》第10卷第1号,1954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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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54 [3] 参见蒋永敬《国民党兴衰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第15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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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56 [4] 《吴稚晖氏为和县惨劫事致彭基相氏函》,《中央日报》1928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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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58 [5] 胡汉民:《对时局宣言》(1933年12月25日),《三民主义月刊》第7卷第6期,193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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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60 [6] 据《民国职官年表》(刘寿林等编,中华书局,1995)和《民国人物大辞典》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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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62 [7] 参见拙著《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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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64 [8] 《蒋主席昨日在平陆大纪念周演说》,《中央日报》1929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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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66 [9] 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1928年7月18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第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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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68 [10] 蒋介石:《全国总动员的要义》,1935年9月10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0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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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70 [11] 《季鸾文存》第1册,大公报馆,1947,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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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72 [12] 参见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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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74 [13] 苏俄最初的建议,国民党应准备5年、1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来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待党权充实健全,并与民权相结合,奠立一个十分稳固的政党组织基础之后,再出兵北伐。届时党权已稳,足以驾驭军权而不至于为军权所挟制。但这一建议未为国民党中央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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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76 [14] 《谭曙卿移押总部监狱》,《中央日报》192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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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78 [15] 《蒋总司令的重要谈话》,《中央日报》1928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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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80 [16] 胡适:《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新月》第2卷第4号,1929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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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82 [17] 龙家汾:《现阶段的军队政治工作》,《阵中月刊》第3期,1942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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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384 [18] 参见方觉慧《整理军队政工案》,《中央日报》1929年3月23日。张明编著《国军政治工作史稿案》对这一阶段的军队政工有过如下评述:“自十七年完成北伐,至二十年剿匪,为时三年,可谓整个陷于停顿状态中,其失败原因:一则由于在初创时期,政工制度含有监军作用,因政工人员使用不当,事无巨细,辄取管理与干涉态度,使军事长官对部属失去处分自由,致引起反感……再则中央以共党操纵民运,清共后为正本清源计,断然将民运工作停止,自是政治工作即失其重要的一环,因此政工人员不敢再与民众接触,从而军民隔离,分道扬镳,结果贪污盛行于上,反动派操纵播弄于下,所有过去民众对政治工作人员的信仰与同情,完全丧失……清共后,政工干部减少,部队又加扩充,原有政工干部不敷,乃起用未经训练人员,其缺乏政工志趣与技术,复无党的认识与革命热情,因之本身腐化日益加深,不惟不足帮助部队,反而妨害部队,故于国军克服济南后,总裁乃毅然撤销各级政工组织。”该书稿由李济深题序,时间为1942年12月,军事科学院藏,第33~34页。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教授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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