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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国军30个军的记录。[71]抗战后期，国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军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72]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国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73]何应钦在拟订国军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国军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不过考虑到抗战后期国军编制的缺额，国军与日军的战斗力未必有如此悬殊。战时国军1个师的编制约1万人，每个师的缺额少则2000名，多则3000名。[74]徐永昌亦认为战时国军各师的实际兵力平均要打7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1万多人至2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3～4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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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湖南会战，据徐永昌当时的估计，国军参战步兵约为日军之1.5～2倍。日军炮兵约为国军的3倍，但因道路补给关系，始终未得充分使用。“战术上敌比我极为集中，战斗上我远逊敌。”[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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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官兵素质言，国军更远不如日军。史迪威对国军各阶层有一概括性的观察：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76]蒋介石亦有与此大致相似的看法。蒋曾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1944年8月18日，蒋在军委会召开的整军会议上援引苏俄顾问的话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77]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78]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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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在日记中亦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79]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因士兵多为农家子弟，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战时来华的外国人士，亦多有类似的观察。如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就曾说过，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地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斗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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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战时国军士兵因营养不良，体质严重恶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导致战时国军战斗力下降的首要原因。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81]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士兵粮饷，更是国军部队的普遍现象。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食不果腹。军服不能按季节发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军服者。前方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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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不良，是导致国军士兵素质低劣的又一重要因素。抗战中期，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触目惊心。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83]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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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85]抗战中期，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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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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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疑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投掷手榴弹，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功夫，日军在攻击国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军过早投弹或射击，以消耗国军的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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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情绪的热烈高涨，以及勇于牺牲，本为国军士兵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也是国军制胜最有把握的方法。据称在抗战初期，日军最怕国军的白刃战。但到了抗战后期，国军士兵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军士兵营养不良，体力太差，而劈刺技术训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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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战斗技术教育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长沙会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级主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教育无暇顾及，战斗动作生疏；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术普遍不精。[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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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反省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战事，致胜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89]“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军弊端之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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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90]长沙会战时，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守备部队，当敌人攻击时，尚在掩护体中赌牌，以致失守。[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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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在检讨湖南会战时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犹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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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也谈道：“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各地方团队虽间或协助国军作战，但往往有劫取国军枪支情事。相反，日军却能利用中国民众运输粮弹，虽道路破坏，仍可继续攻势，锐意前进。[93]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次中原会战和湖南会战，我军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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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湖南会战虽只是八年抗战中的一个战役个案，却充分展露了国军在战略战术、官兵素质、教育训练、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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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引简称《湖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84，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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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蒋介石：《对于整军各案之训示》（1944年7月2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455～471页；《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87页；《湖南会战》上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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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湖南会战》上册，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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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服务规程》（1942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9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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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52、255、260、264～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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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据日本防卫厅所编“一号作战”战史记载，日军参谋总部确曾拟有铺设纵贯大东亚铁路线的计划，该计划起自釜山，经奉天、北平、汉口、衡阳，进入湘桂铁路，复经桂林、柳州、谅山，从法属印度支那，抵达泰国曼谷，纵贯马来半岛，直至新加坡，全长近8000公里。后这一计划在审核中被搁置。参见《湖南会战》上册，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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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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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85、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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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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