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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情绪的热烈高涨，以及勇于牺牲，本为国军士兵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也是国军制胜最有把握的方法。据称在抗战初期，日军最怕国军的白刃战。但到了抗战后期，国军士兵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军士兵营养不良，体力太差，而劈刺技术训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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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战斗技术教育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长沙会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级主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教育无暇顾及，战斗动作生疏；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术普遍不精。[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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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反省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战事，致胜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89]“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军弊端之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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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90]长沙会战时，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守备部队，当敌人攻击时，尚在掩护体中赌牌，以致失守。[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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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在检讨湖南会战时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犹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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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也谈道：“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各地方团队虽间或协助国军作战，但往往有劫取国军枪支情事。相反，日军却能利用中国民众运输粮弹，虽道路破坏，仍可继续攻势，锐意前进。[93]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次中原会战和湖南会战，我军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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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湖南会战虽只是八年抗战中的一个战役个案，却充分展露了国军在战略战术、官兵素质、教育训练、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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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引简称《湖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84，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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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蒋介石：《对于整军各案之训示》（1944年7月2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455～471页；《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87页；《湖南会战》上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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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湖南会战》上册，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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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服务规程》（1942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9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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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52、255、260、264～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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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据日本防卫厅所编“一号作战”战史记载，日军参谋总部确曾拟有铺设纵贯大东亚铁路线的计划，该计划起自釜山，经奉天、北平、汉口、衡阳，进入湘桂铁路，复经桂林、柳州、谅山，从法属印度支那，抵达泰国曼谷，纵贯马来半岛，直至新加坡，全长近8000公里。后这一计划在审核中被搁置。参见《湖南会战》上册，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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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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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85、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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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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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蒋委员长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示敌情判断电》等，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643～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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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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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11～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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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湖南会战》上册，第1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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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10月；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194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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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赵子立、王光伦：《长衡战役》；向廷瑞、陈德邵：《茶陵、安仁战斗》，《湖南四大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399～403、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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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湖南会战》上册，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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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20～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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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规则》（1939年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一），第1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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