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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86 战斗情绪的热烈高涨,以及勇于牺牲,本为国军士兵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也是国军制胜最有把握的方法。据称在抗战初期,日军最怕国军的白刃战。但到了抗战后期,国军士兵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军士兵营养不良,体力太差,而劈刺技术训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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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88 国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战斗技术教育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长沙会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级主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教育无暇顾及,战斗动作生疏;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术普遍不精。[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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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90 徐永昌反省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战事,致胜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89]“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军弊端之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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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92 蒋介石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90]长沙会战时,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守备部队,当敌人攻击时,尚在掩护体中赌牌,以致失守。[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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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94 薛岳在检讨湖南会战时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犹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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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96 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也谈道:“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各地方团队虽间或协助国军作战,但往往有劫取国军枪支情事。相反,日军却能利用中国民众运输粮弹,虽道路破坏,仍可继续攻势,锐意前进。[93]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次中原会战和湖南会战,我军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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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698 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湖南会战虽只是八年抗战中的一个战役个案,却充分展露了国军在战略战术、官兵素质、教育训练、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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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00 [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引简称《湖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84,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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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02 [2] 蒋介石:《对于整军各案之训示》(1944年7月2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455~471页;《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87页;《湖南会战》上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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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04 [3] 《湖南会战》上册,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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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06 [4]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服务规程》(1942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9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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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08 [5]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52、255、260、264~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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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10 [6] 据日本防卫厅所编“一号作战”战史记载,日军参谋总部确曾拟有铺设纵贯大东亚铁路线的计划,该计划起自釜山,经奉天、北平、汉口、衡阳,进入湘桂铁路,复经桂林、柳州、谅山,从法属印度支那,抵达泰国曼谷,纵贯马来半岛,直至新加坡,全长近8000公里。后这一计划在审核中被搁置。参见《湖南会战》上册,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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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12 [7]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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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14 [8]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85、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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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16 [9]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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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18 [10] 《蒋委员长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示敌情判断电》等,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643~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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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20 [11]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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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22 [12]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11~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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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24 [13] 《湖南会战》上册,第1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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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26 [14]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10月;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194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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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28 [15] 赵子立、王光伦:《长衡战役》;向廷瑞、陈德邵:《茶陵、安仁战斗》,《湖南四大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399~403、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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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30 [16] 《湖南会战》上册,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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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32 [17] 《徐永昌日记》第7册,第320~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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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4734 [18]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规则》(1939年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一),第1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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