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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20 就时期而分,北洋军阀时期发迹者,其凭借主要是武力,其权势资源多为团练、帮会(汉流)。他们拥枪自雄,独霸一方,实际上是一地的“土皇帝”,时人称之为“团阀”,其势力范围,大者为一县或数县,小者为一区或数乡。“凡拥有枪枝数百杆者,即自称司令;仅募徒手数十人者,亦称官长,是以所谓司令者,到处皆是,彼此各据一方。凡地方财政赋税收入,截不解省。”[35]他们之中虽然也有少数做过一些保护地方和对地方有利的公益事业,但大多数以掠夺和鱼肉百姓为生,在其势力范围内生杀予夺,独断专行,叱咤一方,劣迹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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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22 在清末以前,民团领袖多为有正途功名的士绅,民国时期转移到由地痞恶霸组成的“团阀”之手。这个时期,随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进程,“团阀”们凭借强大的武力资源,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形成民国前期省一级军阀割据、县一级“团阀”割据的格局。“团阀”与军阀并无质的区分,悉视其军事实力而定。只要控扼部分军事资源,即可称霸一乡一区一县,成为叱咤一方的权势人物。这几乎成为当时边缘社会成员积累财源权势和谋求晋升之阶的捷径。影响所及,社会风尚和价值观念亦为之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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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24 民国年间,河南各地普遍流传着“要当官,去拉杆”的俗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不为匪者,则“妻室恨其懦”,愿为匪者,则“父老夸其能”的怪象。[36]这种怪象不独河南一省为然,当时全国各地由土匪首领摇身转化为地方“精英”者比比皆是。表11-3内所举来凤县“团阀”向卓安即为做匪起家。事实上,民国时期,防御性的民团与掠夺性的盗匪团伙已互相渗透,地方当局剿匪不成,乃转而采取“以匪治匪”的办法,对一些拥有较强武力的股匪采取招抚政策,给以地方保安团队等名义授其匪首以官职。这个时期民团领袖的社会构成亦因之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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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26 在鄂西各县,当南京国民政府势力深入以后,“团阀”的出路不一,有的见风转舵,主动投靠国民党,跻身于基层政权与省县参议员行列,继续拥有其权势资源;有的负隅顽抗,不服从国家政令,企图继续割据称雄,其结果,多被国民党政府以“土豪劣绅”的罪名镇压或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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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28 从表11-3所举例证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时期发迹者,其凭借主要是财力,其权势资源多为参与地方自治、教育、商务、党团及民意机关和团体的活动。他们在地方颇具势力,并以地方民意代表自居,上焉者把持县政,挟制县长,下焉者垄断乡曲,把持乡政,并在地方买田置地,承包税收,富甲一方。他们与民国前期的“团阀”有所不同的是,“团阀”完全以我行我素的“土皇帝”自居,抗拒国家权力的制约和渗透;而他们则大多希望在政治上寻求出路。由于他们的行为方式在某些方面承续了清末以前的绅士角色,故其虽然不再拥有传统功名,而时人仍以“绅士”相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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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30 但是,与清末以前的传统文人绅士相比,民国时期的“新绅士”在才德和威望方面均令人有今非昔比之感。他们所赖以支配基层社会的资源基础是强制性的武力和财力,而不是传统士绅所具有的对乡土社会的内在道义性权威、外在法理性权威和个人魅力权威。上述鄂西12位权势人物中,有的虽也在“保境安民”的口号下,抵御过外来匪患,或抵制过军阀官僚的苛索,或为地方做过一些修桥补路、兴校办学之类的公益事业,但与其劣迹恶行相比,前者多为后者所淹没。少数公正士绅反被这些有劣迹的“土豪劣绅”从地方自治领域排斥出去。“土豪劣绅”遂成为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主要支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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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32 [1] 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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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34 [2] 吴吉远:《试论清代吏役的作用和地位》,《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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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36 [3] 参阅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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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38 [4] 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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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40 [5] 费孝通:《乡土重建》,第46~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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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42 [6]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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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44 [7] 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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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46 [8] 郭英德、过常宝:《中国古代的恶霸》,商务印书馆,1995,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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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48 [9] 卡介侯、任伊平:《马日事变的片断回忆》,《湖南文史资料》1963年第6辑,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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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50 [10] 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见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161~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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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52 [1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146~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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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54 [12]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92~95、121~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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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56 [13]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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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58 [14]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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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60 [15] 湖北省民政厅编印《湖北县政概况》(1),1934,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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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62 [16] 鲍祖宣:《国难时期的妇女教育》,《女子月刊》第4卷第1期,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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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64 [17] 姚润黎:《民国早期景德镇的政治概况》,《景德镇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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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66 [18] 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46,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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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05068 [19] 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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