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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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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甘肃省政府秘书处编《甘肃省31年全省行政会议汇刊》，1942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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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杨维钧：《30年代平武县立第一小学概况》，《平武文史资料选辑》（四川）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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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湖北县政研究会：《改进湖北政治意见》，出版者不详，1937，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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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刘道平：《论改革中国目前行政之急务》（1948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27～635；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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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乡村颓败了》，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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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湖北县政概况》（4），第1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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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引自程方《中国县政概论》（下），商务印书馆，1940，第471～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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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徐德嶙：《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施》，法学编译社，1933，第131～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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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梁漱溟：《北游所见记略》，《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8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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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李实口述、王玉整理《辛亥革命时的乡居见闻》，《襄樊文史资料》第4期，1986年，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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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孙怀仁：《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批判》，生活书店，1937，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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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沈松侨：《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民国时期的宛西自治，1930～194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1期，1992，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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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十二章 县长：基层地方官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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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县长与县党部书记，一个是一县的行政长官，一个是一县的党的首脑，名义上似乎难分伯仲，实际上是一主一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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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清以前称知县，入民国后改称知事。国民党执政后易名县长。从知县到县长，似乎只是称呼的改易。作为一县之长，县长与知县确有许多传承和延续之处。几千年间，县作为基层政权在形式上始终没有变化，许多县的名称和区划甚至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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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传承和延续只是近代中国县政的一个侧面。在从王朝国家体制向政党国家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基层政治运作亦不可避免地随着上层统治体制的剧变而改观。在国家政权不断向社会基层深入、扩张和渗透的过程中，县不再是传统皇权与绅权的交接点，县长也由直接治理百姓的“治事之官”逐渐蜕变为承转公文的“治官之官”。与此同时，基层政治运作也由“无为”趋向“有为”，由消极趋向积极。然而，正是在这“无为”与“有为”、消极与积极的转换过程中，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官民关系，亦或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均随之发生了流徙迁变。国民政府时期基层地方官的转型及其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无疑是反映这个时期中国基层政治变迁的一个绝佳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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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铨选和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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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胚胎，皆由州县”。在帝政时代，县是中国最低一级的基层政权，是封建官僚机构的末梢。县官乃吏治之基，在整个国家政体中起着一种基础的作用，所谓“牧令为亲民之官，一人之贤否，关系百姓之休戚”，因此，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县官的选用。县官用得其人，素质较好，吏治就清明，地方就得到治理，百姓就得到安宁；反之，县官不得其人，鱼肉百姓，必然是官逼民反，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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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鉴于基层党治空虚，党务局限于城市和上层的状况，将县以下基层政治托付于县长一身，因而对县长的期盼至为“殷切”：大而言之，“一省一国政治之修明，莫不以县为起点”；小而言之，一县人民之生计，“均视县政之优劣为进退”，而“县政之优劣，又全随县长个人为转移；一言一行，直接影响于人民，间接影响于党国”。[1]于是县长乃成为这个时期地方政治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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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诸中国旧制，县官无论是荐举，还是科举，均是廷择外放，“吏部掌理天下百官”，签分直省。这是奠定中国大一统王朝的重要基础。入民国后，各省军阀割据，中央权威衰微，各省竞相自放县长，廷择外放之制遂被废弃。自放县长带来两大弊端：一是进一步削弱了中央对基层政权的统制能力，导致县长唯省令是从。县长心中“只知有省，不知有国”，地方主义意识更形助长。二是县长任用漫无标准。在北京政府时代，县缺成了大小军阀用来奖赏下属或送人的礼品。这个时期，副官马弁当县长者比比皆是。县长的地位也低落到无可再低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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