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05087
1703005088
[29] 《乡村颓败了》，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1月12日。
1703005089
1703005090
[30] 《湖北县政概况》（4），第1104页。
1703005091
1703005092
[31] 引自程方《中国县政概论》（下），商务印书馆，1940，第471～472页。
1703005093
1703005094
[32] 徐德嶙：《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施》，法学编译社，1933，第131～133页。
1703005095
1703005096
[33] 梁漱溟：《北游所见记略》，《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896页。
1703005097
1703005098
[34] 李实口述、王玉整理《辛亥革命时的乡居见闻》，《襄樊文史资料》第4期，1986年，第20～21页。
1703005099
1703005100
[35] 孙怀仁：《中国财政之病态及其批判》，生活书店，1937，第87页。
1703005101
1703005102
[36] 沈松侨：《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民国时期的宛西自治，1930～194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1期，1992，第384页。
1703005103
1703005104
1703005105
1703005106
1703005108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十二章 县长：基层地方官的转型
1703005109
1703005110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县长与县党部书记，一个是一县的行政长官，一个是一县的党的首脑，名义上似乎难分伯仲，实际上是一主一从的关系。
1703005111
1703005112
县长，清以前称知县，入民国后改称知事。国民党执政后易名县长。从知县到县长，似乎只是称呼的改易。作为一县之长，县长与知县确有许多传承和延续之处。几千年间，县作为基层政权在形式上始终没有变化，许多县的名称和区划甚至保留至今。
1703005113
1703005114
但是，传承和延续只是近代中国县政的一个侧面。在从王朝国家体制向政党国家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基层政治运作亦不可避免地随着上层统治体制的剧变而改观。在国家政权不断向社会基层深入、扩张和渗透的过程中，县不再是传统皇权与绅权的交接点，县长也由直接治理百姓的“治事之官”逐渐蜕变为承转公文的“治官之官”。与此同时，基层政治运作也由“无为”趋向“有为”，由消极趋向积极。然而，正是在这“无为”与“有为”、消极与积极的转换过程中，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官民关系，亦或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均随之发生了流徙迁变。国民政府时期基层地方官的转型及其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无疑是反映这个时期中国基层政治变迁的一个绝佳范例。
1703005115
1703005116
1703005117
1703005118
1703005120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一 铨选和任用
1703005121
1703005122
“万事胚胎，皆由州县”。在帝政时代，县是中国最低一级的基层政权，是封建官僚机构的末梢。县官乃吏治之基，在整个国家政体中起着一种基础的作用，所谓“牧令为亲民之官，一人之贤否，关系百姓之休戚”，因此，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县官的选用。县官用得其人，素质较好，吏治就清明，地方就得到治理，百姓就得到安宁；反之，县官不得其人，鱼肉百姓，必然是官逼民反，天下大乱。
1703005123
1703005124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鉴于基层党治空虚，党务局限于城市和上层的状况，将县以下基层政治托付于县长一身，因而对县长的期盼至为“殷切”：大而言之，“一省一国政治之修明，莫不以县为起点”；小而言之，一县人民之生计，“均视县政之优劣为进退”，而“县政之优劣，又全随县长个人为转移；一言一行，直接影响于人民，间接影响于党国”。[1]于是县长乃成为这个时期地方政治关注的焦点。
1703005125
1703005126
按诸中国旧制，县官无论是荐举，还是科举，均是廷择外放，“吏部掌理天下百官”，签分直省。这是奠定中国大一统王朝的重要基础。入民国后，各省军阀割据，中央权威衰微，各省竞相自放县长，廷择外放之制遂被废弃。自放县长带来两大弊端：一是进一步削弱了中央对基层政权的统制能力，导致县长唯省令是从。县长心中“只知有省，不知有国”，地方主义意识更形助长。二是县长任用漫无标准。在北京政府时代，县缺成了大小军阀用来奖赏下属或送人的礼品。这个时期，副官马弁当县长者比比皆是。县长的地位也低落到无可再低落的地位。
1703005127
1703005128
国民党执政后，对县长的任选渐加注意，几度颁布县长任用法规，力图将县长任用纳入国家正轨。然而，在积非成是之后，依然蹈常袭故。据1928年颁布的县组织法，规定县长由省政府任用。次年6月，国民政府重订县组织法，规定县长人选由各省民政厅长提出合格人员二至三名，经省政府择一代理，再由省政府检同履历书咨请内政部转送铨叙部审查，审查合格后，再由国民政府正式任命。1933年，内政部再次重申，凡未经国民政府明令正式任命的各省现任县长，无论省政府以何项名义发表，均应作为代理县长。试署、实授系由中央任命，并规定代理期间不得逾三个月，试署期间为一年，实授则为三年一任。[2]
1703005129
1703005130
依此，县长任用权在法理上是在中央而不在省府，但事实不然。各省县长呈荐中央任命的只是极少数。1939年，内政部称：“现时（各省县长）凡铨叙不合格者，实则任用早已经年，殊非慎重铨叙之道”。实际上，送请中央铨叙审查已属难得，多数实际“延未送审”。[3]以江西为例，直至1941年3月，83位在任县长中，经中央审查具有铨叙资格者仅18人。[4]内政部对各省县长如何任用、更调，“真相莫明”，徒叹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内政部一再要求各省“慎选县长”，但各省任用的县长仍多未能达到中央所定的法定标准。
1703005131
1703005132
国民政府时期，县长任用，主要通过考试和荐举两途。考试本是中国传统知县选拔的“正途”。袁世凯当国时，曾举行县知事考试四次，录取后由内务部分发各省任用。[5]其后，军阀割据，此项考试未再举行。孙中山对中国传统考试制度情有独钟，尤以厉行县长考试为唯一途径。南京政府成立后，内政部于1928年拟订《县长考试暂行条例》公布实施。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是，县长考试不是由国家统一举行，而是由中央简派典试大员前往各省举行。1928～1929年两年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均先后举行县长考试，少则1次，多则3次，共计录取1300余名。[6]其后，考试院正式成立，将内政部所颁之《县长考试暂行条例》明令废止。但考试院迟迟未颁新的条例，县长考试除在少数省区继续举行一两次外，多数省区未再举行。
1703005133
1703005134
早期各省所考取的县长，其出路并不甚佳。以湖北为例，1928年，湖北考取县长40人，五年后跟踪调查发现，内有3人亡故，15人赋闲，9人离省，5人转就他业，1人因案判刑，1人被交付惩戒，只有6人在任县长。1930年，湖北考取县长29人，三年后跟踪调查发现，只有两人在任县长。[7]这种情形并非一省如此。江西省在战前先后举行县长考试4次，计录取63名，而实际任用为县长者仅12人。[8]
1703005135
1703005136
考取县长的实际录用率如此之低，其因素固然复杂，但有两点值得注意。
[
上一页 ]
[ :1.70300508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