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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2-4、12-5中，可以看出战时及战后县长资格在下列几方面与战前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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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期县长资格由参差趋于整齐，不仅省际差距缩小，一省之内县长之间个体差异也不似战前庞杂。科举出身已全然隐退，行伍白丁更一扫而光。“其他”和“不详”所占的比例已微不足道，“吏治训练”出身者也为数极少。表明本期县长来路已无战前杂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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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4 战时川赣湘皖鄂五省县长资格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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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5 战后苏浙赣三省县长资格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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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高等教育成为本期县长出身主途。本期长江流域各省县长中，大学毕业生均占一半左右。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等省大学毕业生所占的比例比战前约增长了一倍。浙江、湖北与战前相比也有所上升。如将专科生和军校生合并计算，本期除江苏外，其余长江流域各省县长资格中，该项比例均在85%以上，有的高达97%。可见本期县长整体素质比战前大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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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抗战时期，为适应军事需要，军校出身者占有较大比例，如湖南、湖北、安徽战时县长中，军校毕业生约占30%。抗战胜利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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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1946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战后江苏县长的整体素质，与战前相比，有所回落。1931年，该省县长中大学毕业生占60%，大专和军校毕业生合计占90%以上，遥居当时全国各省之首。而15年后，这一比例不仅未升，反而有所下降。1946年，该省县长中，大专和军校生合计占77%。这一比例低于同期长江流域其他省份。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期长江流域其他省份的县长资格中，中学毕业生所占的比例极小，一般均在5%以下，唯独江苏省高达18%。战后江苏省县长资格的回落，令人费解。八年抗战，江苏省沦入日寇铁蹄下。战时沦陷区县长一个布包，一颗县印，到处流落飘泊，甚至出生入死，时人称之为“背包县长”。“背包县长”苦多乐少，愿意干者不多，降格以求自在情理之中。加之做“背包县长”，贵在胆识与经验，出身与资格也不必斤斤计较。江苏人，尤其是苏南人民性文弱，长于文事而拙于武功，学识有余而胆略不足，做太平县令绰有余裕，做乱世县长恐非所长。这也许是抗战前后江苏县长资格回落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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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1930、1940年代的县长出身，若与国民政府所规定的县长资格相比，其中有两项出入甚大：一是考试出身的县长，无论战前还是战后，所占的比例均不大，显示在科举制度废止后，考试不再是铨选县长的“正途”。这个时期县长的登庸，多赖荐举；二是县长法定资格中，有“对党国有劳绩者”一项，而县长的实际资格中，却罕见以该项资格出任县长者。就国家而言，将“对党国有劳绩”列入县长法定资格，无异视县缺为酬庸之具。就“对党国有劳绩者”而言，若非才识经验相当，以县政事务之繁剧，又何能胜任愉快？后者当为县长资格中甚少“对党国有劳绩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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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前与战后县长资格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县长资格有一个由旧而新、由低而高、由参差而趋于整齐的发展过程。在国民政府初期，县政人才一时罗致不易，尚有少数具有传统功名的士绅，依靠其原有县知事的经历，仍能跻身于新时代县长的行列。其后，县政渐入正轨，加之新式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突飞猛进，新式知识分子增多，县长中具有新学历者逐渐占据主流，旧士绅完全凋谢隐退。从县长资格的前后变化中，可以看出新旧知识分子在中国基层政治舞台上交替递嬗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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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时期县长资格是高是低，到底处于何种状况？由于前后不同以及地域差异，很难笼统下一结论。加之县长与传统知县的出身截然两样，也难以将两者加以比较。若以进士、举人等传统较高功名与新式的大学、专科强相比附，则这个时期县长的出身似不比清代知县的出身差。据日本学者和田正广教授研究，清代知县的出身全国平均值是：进士16.3%，举人26.1%，贡生14.8%，监生13.4%，其他29.4%。[20]另据台湾学者李国祁教授对清代18省512县42602位知县的量化分析，进士占22.7%，举人占37%。[21]进士举人合占59.7%，与和田正广教授的研究结果有较大出入。笔者统计1932年全国有资料可考的18省县长出身的平均值为：大学毕业（含考试及格）占29.1%，专科（含军警学校）毕业占38.7%。[22]两者合计为67.8%。若将这个时期县长的资格与同时期其他文官群体的资格相比，则可发现，县长的资格低于中央同级文官的资格。按规定，县长与中央机关的科长同属荐任级公务员。统计1935年中央荐任官的学历，受过国外高等教育者占22.8%，受过国内高等教育者占53.6%，两者合计占76.4%。[23]比1932年全国18省县长出身高等教育者的平均值（67.8%）高出8.6个百分点。就职责而言，一个中央机关的科长与一个独当一面的县长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长期形成的重中央、轻地方的传统以及知识分子都市化的时势，人才群集上层，一个大学毕业生宁可做一个中央机关的科长，而不愿下基层当一名县长。县以下人才奇缺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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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三 年龄、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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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长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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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素质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包括学识、经验、能力、德行等诸多因素。其中年龄与一个人的经验、阅历相关。年纪太轻，往往朝气有余而经验不足，难以独当一面；但若年龄过大，则又难免暮气太深，精神委靡，缺乏开拓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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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硬性规定，县长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上，而上不封顶。据内政部统计，1932年，各省县长的平均年龄：江苏、湖南均为42岁，湖北为40岁，浙江为38岁，江西为37岁，安徽为32岁。县长平均年龄最低的为陕西，仅28岁，低于国民政府所规定的县长年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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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表12-6，县长年龄多集中在35～46岁之间，35岁以下和47～50岁年龄段亦占有一定比例，50岁以上者极少。应该说，这个时期县长的年龄结构是比较理想的。五省中以浙江省县长的年龄差较大，最大年龄60岁，最小年龄26岁，由此亦可见国民政府对县长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上的规定并未被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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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长的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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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吏治行政，自秦汉以至明清，历经递嬗演变，形成一套独具特色和非常有系统的制度，其中尤以科举制度、回避制度影响深远。回避制度旨在防止官吏因血缘、地缘及其他社会关系而徇私舞弊，有碍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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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6 长江流域各省县长年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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