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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3 长江流域数省历年县长更动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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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4 长江流域数省县长任期统计（1926～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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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5 安徽省各县县长任数统计（1926～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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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6 安徽省各县县长任期统计（1926～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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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2-13至表12-16中，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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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县长更迭频繁，是贯穿1920～1940年代中国各省基层吏治的一大顽症，无论战前，还是战后，始终如此。各省也只是程度略有差异。在安徽，县长年更动率，平均高达114.9%。也就是说，不少县一年更动多位县长乃属常事。更动最频繁时，一县一年内更换4位县长。1927～1939年13年间，安徽省有42%的县更换了16～20任县长，另有40%的县更换了11～15任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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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县长任期，半年以下者约占1/3，半年至一年者约占1/3。据江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五省平均计算，县长任期在一年以内者最多，占57.3%，一年至两年者次之，占26.2%；二年至三年者占10.4%。三者合计占93.9%。也就是说，90%以上的县长未能干满法定的三年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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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清代基层地方官不能久任，已为人们所公认。而这个时期县长的任期比清代知县的任期更短（见表12-17）。清代知府、直隶州知州、散州知州和知县任期在一年以下者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4.4%、46.1%、46.4%和49.0%。与清代知县相比，这个时期县长任期在一年以下者所占的比例高出8.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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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7 知县与县长任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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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任期短，调动频，其原因何在？从表12-18对县长更动原因的统计中或可追寻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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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8 长江流域数省县长更动原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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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省厅长官掌握县长的任免更调大权，每借频繁的更调安插私人。而政治不安定，省厅长官新旧交替之际，更是县长大换班之时。赣、湘、鄂、川四省县长更动原因中，“调省”一项比例最大，平均占1/3。“调省”，其意十分含糊，既非奖励晋升，亦非惩处罚办，少数调到省府当科秘，多数则被投置闲散。当时有文指出：“上级机关长官对下级机关交条子，如盲目的引用亲戚故旧，如用‘调省’或‘另候任用’等搔不着痒处的公文牌子无故调换一个县长，种种不合法治的现象不一而足”。[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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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迫于土豪劣绅的压力。在县长更动原因中，“调任他县”位居第二，平均占21.7%。“调任”，说明省府对该县长能力并不怀疑，而是迫于地方势力的抵制、抗衡、控告，使县长无法开展工作，省厅只好将其调任他县。调任的理由，大多是由于“人地不宜”。而“人地相宜”与“人地不宜”的背后，隐藏着绅权势力的制约。时人称：“所谓‘人地相宜’，不过与少数特殊人民敷衍因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同流合污而已。至于廉洁自持，坚行所是，不为彼辈所同者，则群起而攻之，竟于‘人地不宜’之原则下，赍志以去”。[61]因此，县长频繁调动，与这个时期地方土豪劣绅势力的嚣张有着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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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县长难为，是这个时期基层地方官的共同感受。此点下文将详加探讨。这里仅以县长自动辞职一项所占比例之高，即可概见。在县长更动原因中，“辞职”居第三位，平均占16.7%，湖北高达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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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县长更动原因中，免职、停职、撤职三项均与县长作为和政风不佳有关，从统计数字上看，三项合计达24%。相反，县长因政绩突出而晋升者极少，仅占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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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而言之，这个时期县长任期短、调动繁，既有县长个人的因素，也有外在环境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缘自政治不安定，各省政府自掌任免更调大权，任意罢免，任意辟用，令县长多怀五日京兆之心，时作挂冠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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