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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湖北省统计年鉴》（民国32年度），第331～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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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安乡示范县政纪实》，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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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刘千俊：《鄂政纪要》，军政部印刷所，1946，第5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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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胡次威：《民国县制史》，大东书局，1948，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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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余井塘：《谈用人——专谈我民政厅长任内的经验》，《行政经验集——民政经验》第1集，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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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行政院新闻局编印《监察制度的运用》，1947，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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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刘千俊：《鄂政纪要》，第5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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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刘千俊：《鄂政纪要》，第5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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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安乡示范县政纪实》，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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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安乡示范县政纪实》，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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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安乡示范县政纪实》，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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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创刊词》，《地方行政》第1期，1946年7月；《安乡示范县政纪实》，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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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安乡示范县政纪实》，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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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监察委员周利生视察湖北省政治报告》，湖北档案：LS1-3-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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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行政院统计室：《各省市政府之统计刊物》，《行政研究》第2卷第6期，193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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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姚定尘：《江苏各县文书改革之建议》，《行政效率》第2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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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湖北县政概况》（3），第613页；《新县政研究》，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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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尚希贤：《增进县行政效率的几个先决问题》，《行政效率》第2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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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第十三章 区乡保甲：县衙与村庄之间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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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地认识到，在国民党执掌中国政权的22年间，它能毫不含糊地控制的只是很有限的几个省，主要是长江流域数省，其他省区不过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而已。有人统计，1929年3月，国民党政权仅控制了8%的国土和20%的人口。经过几年的南征北伐，到抗战前夕，控制地区扩大到25%，控制人口扩大到66%。[1]这里想进一步探讨的是，在那些已被公认是国民党政权能够有效行使统治职能的省区，其对该地区的垂直渗透和纵向扩张已达到何种程度？这种渗透和扩张对乡村社会和国家政权自身各自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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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咸谓帝制时代中国官僚机构末梢是县级衙门。县官是封建官僚系统中最低一级的“朝廷命官”。但这并不意味着县以下基层社会完全处于“天高皇帝远”的权力真空状态。一方面，基层社会本身在地缘、血缘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些权力，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亦竭力将其触角延伸到社会底层，建立各种非正式的基层政治组织。这些非正式的基层政治组织在各个朝代名称不同，层级有异，其组织功能“或重于教，或重于刑，或重于兵役，或重于捕盗，或重于户口，或重于课赋，或重于诘奸，或重于劝农，综其目的之所归宿，要皆在于谋安定社会之一端”。[2]由于这些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不是正式的官员，也不享受官员的待遇，所以只能称为准政权组织或附属政权组织。也由于这些基层组织不是正式的政权机构，在历代推行过程中，其实际的运转与兴衰情形非常复杂。以清代为例，清初推行的是治安用的保甲制和征赋用的里甲制，雍乾以后，保甲逐渐取代里甲而集赋税征收、社会治安与人口编查等职能于一体。[3]到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延续数百年的保甲制度被废除。保甲制度废除后，清末民初的县以下乡级基层组织处于复杂多变和纷乱无序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权建立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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