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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训练外，国民党政府还于1944年7月颁发《各省推进乡镇保甲干部人员考试办法》，要求各省以考试的方式严格选拔基层干部。为此，各省成立普通考试委员会，并在各县成立考试分会，以县长兼考试分会主任。在湖北，各县考试分会大多在1945年上半年成立，并相继举行了乡镇保甲干部人员考试。考试分甲、乙、丙三级，考试对象，甲级考正副乡镇长，乙级考保长和乡镇股主任及干事，丙级考甲长及保干事。考试程序分为初试、训练、再试。初试及格后予以训练，训练结束后再举行再试。考试科目，初试甲级为国文、国父遗教、中国史地、地方自治、新县制各项法规；乙级为国文、党义、中国史地、地方自治；丙级为国文、党义与地方自治。再试科目则以训练课程考试之。[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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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国民政府为选拔和训练基层行政人员，亦可谓煞费苦心，但是，受训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这里不妨引录一段当时有关专家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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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训练，虽然不乏成绩的表现，但大体的说，显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盖此等训练所，大都经费支绌，设备简陋，训练期间极短，而所列课目则极为繁复，教官类多由党部及政府职员杂凑而成……尤以受训学员，无论现任者或非现任者，程度参差不一，欲施以同一的训练，亦感无限的困难。这种训练，各地方当局不乏以之敷衍功令，或粉饰治绩者。更有野心之徒，以主办训练机关为培养私党，布置爪牙，以广置一己之势力者，是则训练反为行政上的浪费，或弊政发展的源泉矣。此外，因为训练缺乏效率，无数青年，意志薄弱，识力未充，一入社会服务，受环境渲染，习气变坏，而欲望提高，以训练为护符，以同学会等组织为声援，勾结土劣，为害地方者，尤比比皆是。现在有很多人为这种现象而痛心，所以对于训练青年以担任地方公职一举，表示怀疑，甚至出以反对者。[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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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和训练的目的本是为了“用新人、行新政”，然而其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是给旧土劣造新身份；二是造就出一批新土劣，时人讽之为“科学化的土劣”。[65]概而言之，均不过为乡村新旧土劣势力增加一层新的政治护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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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7 “新县制”下的乡长个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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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7所列两个乡长个案，系社会学者蒋旨昂于1943年在距重庆不远的两个乡村实地调查所得。从两个乡长个案中，可以明显看出：（1）两个乡长均出生于富绅和地主家庭，家产雄厚；（2）年龄、学历大致相当：30多岁，中学文化程度，并非旧式绅士；（3）“新县制”前曾担任过乡长或联保主任，且均有劣迹；（4）甲乡长受过训练，乙乡长不愿受训，但仍被任为乡长；（5）乙乡长是袍哥大爷，而且一妻二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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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两个乡长个案所反映的情形，在当时的乡镇长群体中是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尚需援引更多的例证。表13-8、13-9有关乡镇长年龄、学历及有关行为动态的材料，系检阅“新县制”时期湖北省民政厅视察员的各类视察报告，并加以综合整理而成，借此可以进一步明了“新县制”下乡镇长的群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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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8 湖北恩施等14县乡镇长年龄学历结构（1941～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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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9 湖北省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能力品行动态表（1939～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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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9 湖北省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能力品行动态表（1939～1948年）-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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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9 湖北省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能力品行动态表（1939～1948年）-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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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9 湖北省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能力品行动态表（1939～1948年）-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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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代湖北14县乡镇长的群体结构和27县乡镇长的能力品行动态材料中，大致可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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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个时期湖北乡镇长的年龄大多在30～40岁之间，学历多为中小学文化程度，在当时中国乡村社会中，中小学毕业已属难得。但是，那时的中小学教育水准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尤其是那时的乡村小学，大多是变相的私塾，教授的内容，有不少仍然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一所小学往往只有一名教师兼校长，甚或“仅有校长而无学生，或仅有招牌而无校长”。小学师资更是滥竽充数。抗战时期，兵役法规定，小学教师可以缓役，“于是各地土劣和绅粮子弟为逃避兵役，不惜以大量的钞票贿买一个校长位置”，校长教员中，流氓地痞，无所不有。[66]在湖北，直至抗战胜利后，尚有和尚、道士充当小学教师者。[67]小学如此，中学的质量亦不难想见。所以，这个时期乡镇长的学历并不能真正代表其受教育的程度，更不能以今天的教育水准去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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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个时期湖北乡镇长的家庭经济地位，大多为地主富农。如宣恩县乡长中，有全县第一富户和第二富户；房县有一乡长为世家豪门，自称出任乡长全系为名；远安县有一乡长上任两个月，贴款7000余元，视察员称颂其廉洁可取，但其富力亦可见一斑。乡镇长的经济地位，从其学历结构也可反映出来。以1930年代的华中地区为例，家有良田30亩，才能供给两个子弟入初小；家有良田50亩，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进城读高小；家有良田200亩以上，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读中学。[68]故乡村有中小学学历者，其家庭多是地主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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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民党“新县制”对基层行政人员资格的规定，亦为土豪劣绅侵夺国家权力提供了机会和便利。如抗战初期所颁《整理川黔两省各县保甲方案》中，规定联保主任和保甲长必须具有下列资格之一：（1）具有资产而堪以自给者；（2）中小学校长教职员；（3）私塾先生；（4）商店店主或职员；（5）技术工人及自耕农之粗识文字者。[69]以此而言，真正的农民是没有资格担任基层行政人员职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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