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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中,现代化的飞地和基础设施改变了城市生活方式,而城市本身成了未工业化的腹地中的一片孤洲。但对于大多数像北京这样远离中国海岸的内陆城市来说,这些变化还不是决定性的。不过,随后出现的带宿舍的工厂、大学和现代政府机关等新建筑,以及随之而来的无产者、资本家、政客和各色专业人员,虽然数量不多,却也凸显出城市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即使全民参政尚未实现,烟囱林立也非随处可见,然而无政府主义者投掷炸弹、学生们发表演讲、企业家们创办股份公司这些现象,令人无法忽视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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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都北京,以其依天理风水建造的仪式性行政建筑、拥挤的商业区和舒张的院落式民居,轻而易举地化解了最初由凤毛麟角的现代建筑、机械车辆和一条粗铺道路所构成的转型威胁。故障频频甚至是危险的机械车辆、恃强凌弱的警察、大声吆喝的人力车夫,虽然弱小甚至荒诞,却无法掩盖新技术和新行业正在锲而不舍地入侵这座城市的事实。它们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城市生活的节奏、范围和发展方向。一旦帝国的顽(16)固中枢被囿于层层的城墙之中,北京就开始持久而又踌躇地复苏起来,因为现代国家权力是以电话线和电报线为甲胄,(17)并为大众民族主义所驱动的,并非来自天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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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老式冰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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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时尚的男女享坐冰橇。几个世纪来,在紫禁城北的皇城河可以雇到像照片上的这种简易冰橇。橇夫穿着装有铁钩的特制防滑鞋拉着冰橇。一旦冰橇滑动起来,橇夫便跳上岸跟着橇上的乘客。采自H.Y. Lowe(罗信耀), The Adventures of Wu： The Life Cycle of a Peking Man, vol.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32-133. UPI/Bettmann News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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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0年代,城市生活的转型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城里已经有了有轨电车系统、数十家现代化工厂和报馆、一座赛马场、数家影院、一座机场以及几个火车站。各种政党、商会、工会、爱国社团、读书俱乐部以及职业律师、银行家或记者的协会,人数号称有成千上万。然而事情并不如清末的规划者所想象的那样,城墙并未被在方形内城和矩形外城间穿梭的电车轨道所取代。同样地,工会和各种职业协会也没有淘汰那些工匠和商人的行会。它们相互竞争、相辅相成、犬牙交错,形成了不拘一格的管理风格和领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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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城市看起来像未擦干净的画布,尽管处处充满现代气息,历史旧痕仍依稀可见。与其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北京,作为居民和物质的实体,不仅完好地保存了过去,同时容纳了现在,并孕育着未来发展的若干基本要素。1920年代的中国,像北京这样古风依然而带有现代西洋都市风情的城市屈指可数。实际上,这种城市风貌的暧昧不清也表明了民国时期不平衡和不彻底的社会转型。新技术、新行业增加甚多,而由工业制度、现代行政体制乃至社会革命者革除的却甚少,北京既滋长了这种反差,又不得不在生产和社会活动的新旧模式之间进行磨合(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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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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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北京与北平：鸟瞰衰落的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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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西侧的皇城中,有三片人工湖：北海、中海和南海。两片靠南的湖泊,(18)即“中南海”,周围是皇城西南角的亭台楼阁。(19)新华门是进入中南海建筑群的主要入口,面对东西走向的长安街。明清时期,皇帝和宫廷人员在庄重肃穆的紫禁城公干之余,时常把中南海作为休闲之所。辛亥革命及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中南海被民国元首们用作居所和办公衙署。(20)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也在这块富丽堂皇的场所起居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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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虽使北京得以安然无恙,然而皇帝的退位,使充满象征意义的城墙宫殿政治权威不再而黯然失色。1911年之后,实际的和名义的权力转归中南海、位于东城区铁狮子胡同(21)的内阁和西城区分割内外城的城墙北边的国会大楼,抑或是使馆区的帝国主义堡垒。紫禁城仍作为废帝溥仪的居所,1924年他被逐出之后,这里成了公园和博物馆。北京政治权力在空间上的分散预示着民国的动荡与游离,权力分处于中南海这样的宫殿、府邸和国会大楼这样的西式建筑之中,也降低了民国政府机关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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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是民国第一位国家元首的总统府,也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位首脑张作霖大帅的居所。从1926年12月至1928年6月,军阀张作霖主政北京,直到北洋政府覆灭(期间,国民党人在南京重建国民政府)。(22)他的军事冒险使1920年代初就已濒临破产的政府更加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官员们异想天开,竟变卖城墙上的城砖和帝王庙中的古树来充作官俸。(23)即便与其前任们相比,张作霖对于恪守共和的承诺也是言不由衷。他在任职期间,曾多次供奉孔子,屡次显露出称帝的野心。(24)诚然,他并没有效仿袁世凯在1915和1916年的做法试图称帝。(25)或许张作霖心里清楚,如果他称帝,充其量不过是像袁世凯成为“帝国的笑柄”那样,变成“共和国的笑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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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春,张作霖的军队在蒋介石率领的北伐联军夹击下被迫撤离。这位军阀准备撤出中南海和北京,退回东北老家。6月3日午夜刚过,张作霖由20辆车组成的车队护送驶出新华门开到北京东站,乘上开往奉天(沈阳)的装甲列车。(27)次日凌晨,在奉天郊外,日军事先安置的炸药将张作霖乘坐的那节车厢炸毁,并将这个军阀炸成重伤而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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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一周,根据1920年代“出逃—占领”情况下的惯例,知名的前政府官员、商人和银行家组织起治安维持会来管理城市。张作霖的北京驻军司令鲍毓麟帮助该组织维持北京治安。张作霖撤退后,他率领一支部队继续留守北京。治安维持会还协助将奉系军队的权力和平移交给国民党。6月8日清早,阎锡山手下的晋军士兵衣衫褴褛,像农民那样三三两两地走进了外城南门。(29)与此同时,事先已有准备的鲍将军和他的部队,在驻守城区数月之后,个个都看上去神采奕奕,由内城西侧的朝阳门出城。前民国总理、企业家、慈善家熊希龄代表治安维持会发表演讲,赞美鲍毓麟履行了其驻军司令的职责。北京商会也赠予鲍将军厚礼,并为其部队提供补给。他们还为纪念这次活动拍摄了集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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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从前首都易手后一样,6月和7月的北京成了胜利者们的聚集地。蒋介石及各路支持国民党北伐战争的军阀,乘坐装甲列车,汇聚北京商讨国事,同时祭告国民革命运动的发起人孙中山。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他的灵柩暂时安放在城西香山碧云寺。(30)但是这次聚会不像之前那样意在北京重组政府,国民党已经定都南京,并将北京更名为北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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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把首都迁至南京,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遗愿,他为了实现南北统一,进行了无数次劳而无功的谈判,最终因癌症去世。选择南京同样有其战略意义,因为将政权中心南迁可以避开日本来自东北的威胁。南京地处中国经济中心地带,而且离国民革命发祥地广东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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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国民党人骨子里也不喜欢北京。他们将共和国的失败部分地归咎于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并深怕由他们自己发起的运动被这座旧都城玷污。(32)就连国民党领导人在北京发表演讲号召市民支持国民党时,也无法克制对混杂着满人、军阀和共产党人的所谓北京人的蔑视。1928年6月30日,市民聚集到中央公园(不久后更名为中山公园),在雨中耐心地听着湖南籍军官李品仙对北京作为文化古都的赞颂及对其近代历史的不满。他称北京“封建遗制及最近受军阀箝制之下,以致言论不自由,思想不发达”(33)。更糟的是,共产党人利用北京“腐化浓厚”这一事实,开始宣传其更吸引人的主张。他在总结时说道,他在去西山祭告孙中山灵柩时,曾看见一个人留着小辫,许多人还戴着前清凉帽。这些“实为革命前途之障碍”,“应厉行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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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报纸和诸如商会、旅店行会这些当地组织,北京市民对这座城市的声誉及其首都地位进行了有力的维护。(34)他们指出北京“观瞻壮丽”(35),这个国家还有其他城市拥有如此之多的宫殿和博物馆吗?南京或许称得上是内地十八省的中心,但是新疆和蒙古也在中国版图之内。恢复北京的首都地位能起到警告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作用,告诉他们大中国及其北方边境不容侵犯。为了证明北京市民民国情感之深切,北京商会通电全国,发起为在北京树立孙中山铜像的募捐,并倡议设立纪念孙中山的全国性节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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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社会团体的谴责下诚惶诚恐,北京人却像是一脸无辜,作壁上观。有一份给蒋介石和他同僚的陈情书巧妙地指出,虽然谈“北京腐化之论”显得很“流行”,可自从国民党进驻之后,他们也已经在北京设立了许多政府机关。政府声明听上去依旧像皇帝诏书。那么按照国民党人自己的逻辑,这些行为不也是堕落的一种形式吗?(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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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说,国民党对于北京居民为自己利益量身定做的说辞恼羞成怒,并更加确信对这座城市的定见并非凭空捏造。蒋介石于6月3日一早抵达北京,他对已经在站台等候他一个晚上的各界名流和社团组织的问候只是挥帽致意,说了几句“谢谢”“好好”,连个合影也没同意(38),便和他的随行匆匆前往西山拜祭孙中山了。后来,在他离开碧云寺时,一位记者问他“国都问题如何”,他答道：“当然在南京。”一年后,蒋介石返回北京,企图借助两位昔日的北方军阀盟友镇压暴动,但没有成功。数百名商人在他下榻的宾馆前示威,要求将首都移至北京。(39)蒋介石称这一要求是“无理取闹”,因为这是“国家事务”。(40)对于“故都”居民来说,(41)他们习惯于把国家事务看成地方产业。这种高高在上地位的失落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同僚的冷嘲热讽,对他们的生计和城市自豪感构成了痛苦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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