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08461
1703008462
(113)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41. 人力车夫暴力行动的突出例子是1918年抵制上海电车公司风潮、1925年南京抗议使用公共汽车的罢工和1929年当地公交公司过度竞争引起的风潮。Chesneaux, p.128; NCS, 11 April 1925, p.8; China Weekly Review, 13 April 1929, p.275.
1703008463
1703008464
(114) China Weekly Review, 26 October 1929, p.316. 当时北京车租为30文一天,上海36~52文,芜湖66文,南昌80文,汉口88~100文,长沙62文。
1703008465
1703008466
(115) 武光：《冬夜战歌》,第41页。
1703008467
1703008468
(116) 62
1703008469
1703008470
(117) 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第19页。
1703008471
1703008472
(118) 同上。
1703008473
1703008474
(119) 《顺天时报》,1924年2月1日第7版。
1703008475
1703008476
(120) 有些车厂主为招徕车夫,许以免交五天车租。《益世报》,1924年2月4日。
1703008477
1703008478
(121) 同上。
1703008479
1703008480
(122) 《益世报》,1924年4月29日第7版。
1703008481
1703008482
(123) NCS, 24 July 1924, p.8.
1703008483
1703008484
(124) 63
1703008485
1703008486
(125) 《京师总商会行名录》(北京,无版期,1925)。李景汉的数据表明有更多数量的车行(385)至少偶尔地参加行会会议。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第19页。
1703008487
1703008488
(126) Kates, p.15.
1703008489
1703008490
(127) 老舍：《骆驼祥子》,第67页。
1703008491
1703008492
(128) 64
1703008493
1703008494
1703008495
1703008496
1703008498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第四章 身为和事佬与街头官僚的警察
1703008499
1703008500
1703008501
1703008502
(1)人力车夫在工作时要经受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他们会感受到市场竞争、家长式的权威、社会歧视和大众舆论所带来的压力。处在他们的位置,就很难避免被同行压价,被车厂主斥责,被乘客欺骗或辱骂,也可能受恩于好心的改良主义者。不过最难的还是躲开警察的注意。警察,作为现代中国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招募的一线人员,必须面对抵制社会控制而又行踪不定的人力车夫。
1703008503
1703008504
黄公度在1929年调查一百位车夫时问道,“国民政府是什么?”回答包括“做官的”“三民主义”“不知”“蒋介石”“孙中山”“阔人”“总司令”“南京”“替人民做事的”,以及“不是张作霖”。(2)这一术语鬼使神差地被理解成了一群官僚,一组理想,一位活着、已故或免职的领袖,军人,一届亲民的政府,家长式的政权,一个地方,一个阶级,甚至一个计划。或许是出于对民国时期国家强权的讥讽,也或许根本就是因为无知,有一位车夫的回答是“公安局”。
1703008505
1703008506
在北京,警察队伍就是大街小巷和大杂院的政府。无论他是愚昧无知还是确有真知灼见,那位在黄公度调查中把国民政府等同于警察队伍的车夫,(3)还真是说中了对于车夫和劳苦大众而言的关键方面。20世纪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意味着一个更加无孔不入、条规繁琐、监管严密的政府的出现。车夫们对于这种针对每个公民的、与时俱进的管理措施下备受压力,即使不是警察国家,也有警察社会之感。(4)在拉近平民百姓与国家权力之间距离的新型公民传统发展过程中,车夫不大可能成为警察的合作者。从某种角度来说,把国民政府视作警察,把本地警察比作政府,并不是什么意外。
1703008507
1703008508
1703008509
1703008510
[
上一页 ]
[ :1.70300846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