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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1年,经历了十年发展之后,北京警察机构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组织结构,一个总厅加上遍布城内的分厅和区署。1910年代后期,队伍已经达到一万名警力的初期目标,每千人中就有12名警察。这一比例相对于欧洲一些首都城市来说显得出奇地高,伦敦、巴黎和柏林每千人中只有2到3名警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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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三到四的警力部署在前门总厅,守备直属部门以及分厅。京师警察总监由政治任命(political appointee)。清末民初,总厅的最高长官通常有警务或法务资历。到了1910年代至20年代,哪个军阀控制了京畿地区,他就任命他的一个亲信担任警察总监。而大多数中高层警职仍由职业警官担任。(50)四分之一的警察任职于专业部门,其中包括保安警察队、警乐队、消防队、机修队、侦缉队、巡警学堂和救济院职员以及狱警。70%以上人员在分厅和区署工作。在这些层面上,警官、警佐和普通警察之间的收入差相对较小。1920年,警官一个月收入22元,警佐11至15元,巡警7至9元。(51)这意味着大多数警察的生活处于或略高于贫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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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的出身,更可能是出于习惯,(52)在募警过程中偏重于旗人,意味着在1920年代超过四分之三的警力有旗人背景。(53)虽然时运不济,但满人作为警察却在透露着明治维新气息的清末改革中如鱼得水。大多数日本第一代警察都是武士出身。晚清旗人若与更勇猛的日本武士相比,略显逊色,可毕竟北京旗人还是存有一些尚武精神的,而且他们与武士相同,乐于投入新的冒险。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旗人自幼生活在北京,对这座城市和街坊邻里了如指掌,这是成为一名好警察必不可少的条件。警察身份同时也有助于止住或至少减缓满人社会地位的下降。警察的工资确实很低,但作为补偿,他们能得到专业训练、一套制服并跻身于公职人员的行列。对身份意识强烈的北京社会来说,这已经是极大的补偿了。在老舍《我这一辈子》里,这位新巡警承认,在还没有这个差事的时候,把当巡警戏称为“马路行走”,加入“臭脚巡”,或者成为“避风阁大学士”(54)。可他也不想就这么当一辈子车夫。家中还有俩没娘的小孩,自己又这么“文明”而不像当兵的那么“野”,况且当兵风险太大。他不无讥讽地说,想想自己“没有作高官的舅舅或姐丈”,当个巡警“不高不低”,正合他意。只要他肯,就能穿上一身“铜钮子的制服”(55)(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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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穷人和中下阶层人员募警的模式,可以将人数众多的警官和巡警遍布大街小巷。(56)20年代早期北京街景的照片向人们展示了警察执勤站岗时井然有序的样子(图10和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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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警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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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官员的和蔼谈吐与警察机构制造的严厉形象形成强烈反差。警察由旧旗营应募而来,一起参加短期的专业培训,共同承担维护治安的职责,明显地增进了“战友之情”。美国国会图书馆惠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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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交通警察值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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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魁梧的警察两边是前门大街繁忙的交通。牌楼上悬挂着电灯。这座牌楼是进入前门外闹市的标志。采自Heinz v. Perckhammer, Peking (Berlin： Albertus⁃Verlag, 192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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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170300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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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警察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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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贴近北京一般居民的大街小巷部署警力,标志着国家与社会界限的重新划分。但是当警察来到他们的前沿新岗位时,他们能做哪些事呢?他们可以执行法律法规,收取罚金,(59)监禁歹徒。每个区署都有一个短期拘禁的牢房,同时北京还有一些老式监狱和“模范”监狱。可是北京警察的成功并非由于他们有能力把形迹可疑和寻衅滋事者关入日益扩大的监狱系统。确切地说,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证明的,北京警察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效率,是因为他们能够讲究方式方法,令人信服地行使其代表社会秩序和公民平安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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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校课程包括警务理论,以及这些普遍原理在北京社会环境下如何运用的具体案例。在警政系统建立与扩张初期,这些课程本身也是当时改革的一个写照。(60)它们把预防犯罪和动乱作为重中之重。警察的站岗或巡逻,本来就是意在防患于未然。“比如,张把李杀了。伤害已经发生。这时怎么还能阻止李不被张杀死?先生们!到这时才想起保护别人已经太晚了。”(61)工作的重点并不是有组织暴力的使用或威慑,而是在于细心观察和搜集情报、理解法律和习俗与时机恰当的干预。教官的训诫引经据典,让学员们懂得这样一个道理：(62)“古人说,实恐虽有法而无执法之人。”(63)根据教导,警察不仅要依法行政,更要以德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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