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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正直的公共形象照理说应该很得民心,而且实际上也颇合乎北京市民对道德情感的诉求,可这样也使得警察容易被人讥讽或恫吓。1924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一名警察发现两位私人车夫把车停在新丰楼饭庄门口,妨碍了交通。两位车夫的雇主这时正在饭店里面招待朋友。警察让车夫把车挪一挪,他们起先装作没听见,接着就开始讥讽他打官腔的语气,说道:“你别以为你穿着一身虎皮,你还能带我们上二区吗?”警察答道:“你不用费话,官事官办。我负有警察的管理权,你不听我的指挥,我就得把你带区。”话到这份上,两位车夫就开骂了。警察倒不理睬,把两人拖进饭店。他和雇主解释了两人“无理蛮骂”的行为。这两位车夫还指望着他们的主子会帮他们求情;(71)结果倒好,在听完警察的解释之后,雇主说道:“我的车夫一个好的都没,全是可恶的东西,趁早扭区罚办,万别留情。”(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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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为了不伤感情,警察通常也会迁就辖区内的人,忽略一些小过错。这种怀柔策略易使秉公执法的上司愤怒,但事后再使用强硬手段却有激起市民维护先前习惯方式的风险。1921年6月,区警陈巡长奉其辖区周警长之命,调查宣武门外铁道栅栏内违法赌博的传闻。陈巡长以查无此事敷衍。周警长将信将疑,另派便衣警探赵文元深入调查。赵发现一个名叫汪于的男人和其他四名工人在赌博,他成功将这五人抓捕,但却遭到了工友的攻击。赵警探和一名前来支援的警察被打倒在地,他们的法绳和警笛也被偷走了。聚众赌博组织者汪于因被搅局而勃然大怒,带了把铲子大步来到当地派出所门前示威。他在外面谩骂威胁,所里唯一的一名警察仍在里面好声好气地劝他离开。汪的忿怒之举暗示了他可能有这么一种想法,极有可能已经贿赂过,觉得警察就应该对他和同伴的赌博行为眼开眼闭。(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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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状态与人们对警察相互冲突的角色期待密切相关。贫穷、灌输的理念、组织的指令性要求以及舆论对警务的看法,都会影响其社会角色。与1920年代的其他政府部门类似,警察机关经受着漫漫无期的财政危机的困扰,警官与警员工资的拖欠可达数月。数起警察为养家糊口而盗窃被抓和因绝望而寻短见的案例,印证了他们所承受的这些压力。(74)正如一位报社评论员所指出的,警察似乎已被来自四面八方的麻烦和压力所困扰:“出了事总是当巡警的不好,……(他们)上边受气,下边挨骂,(75)两头为难。”(76)不过这种“两头为难”,也在政府和人民、富人和穷人、互相争执的团体与个人之间起到了缓冲作用,这可是警察的工作重心之一。许多警察能够胜任这一任务,另一些则在压力之下崩溃,或者蜕变成像衙门差役那样为非作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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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署负责收集街坊邻里间的基本信息,特别是户籍资料,同时管理日常值班站岗和巡逻工作。它们也是使得警察们能够起到缓冲作用的重要单位。老舍曾生动地描写过这类角色以及一位管着一片居民区的巡长的内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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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巡长已有四十多岁,脸上剃得光光的,看起来还很精神。他很会说话,遇到住户们打架拌嘴,他能一面挖苦,一面恫吓,而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没有巡警就没有治安可言。虽然他只是小羊圈这一带的巡长,可是他总觉得整个的北平也多少是他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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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学堂所传授的理念以及将警力部署在贴近市民、贴近他们的问题和滋生犯罪之处的模式,鼓励了像白巡长这样的警员积极的、家长式的表现态度,同时也使他们能够抵御由贫穷和严格管理所带来的意志消沉。虽然白巡长这类警员可能会时不时收些贿赂,但是这种微不足道的腐败并不一定会削弱或丧失他们驾驭“人情世故”和息事宁人的本事。只要警察能继续不避危险,不管天好天坏,在区署和派出所外坚守岗位,官方与社区规范彼此冲突所引起的偏差就不会破坏队伍维护治安的能力。事实上,北京街头巡警的成功靠的就是他们在各方压力下周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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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暴力执法与道德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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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既然被赋予了充当调停者和缓冲器的处置权力,也就难免某些警察滥用权力。如前所述,暴力执法是警察与车夫之间关系的特征。1925年2月的一个下午,就发生这么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位车夫刚把客人放下,一名警察就朝他走去。(79)警察嚷道:“快从这里滚开。没看见你把路都堵住了吗?”这位车夫气还没喘过来,愤怒地回道:“我告诉你,你别吓唬我。我也干过警察,当过三年,知道规矩。车停在路边正合适,怎么就把路给堵了?”争吵愈演愈烈,人群开始围观。不过,根据报纸上对于这起令人遗憾的事件的报道,众人就这么“袖手旁观”。最后,愤怒的车夫转身从车里操起他藏着的短棍,警察也抽出佩剑摆开架势。就当车夫持棍回身的霎那间,警察用剑击中了他的太阳穴。车夫流血倒地,当场就死了。众人惊呼“警察杀人了”,吓得纷纷逃散。附近的一名巡警和他的巡长闻讯而来,当场逮捕了这名警察。当地检察厅获悉此事,派出专人调查。警方无法立即辨认死者身份,但是保证为死者提供一口棺材以及丧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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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暴的正义或非正义,有时横行于北京街头。腰间佩剑或警棍的警察要面对在车里藏棍的车夫,一遭挑衅就结伙干架的劳工,为自由言论奋斗的学生,带枪持刀的歹徒,不过最可怕的还是随着军阀驻扎于此的成群结队的武装士兵。另一方面,北京的街道与公共场所也为对抗提供了一种合适的环境,(80)在这种场合,不管愿意与否,警察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调停人的角色。警方的成功部分取决于把说教艺术的元素融入行动中的能力。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81)的说法,警察就是要在其所扮演的角色中注入大量“戏剧元素”,以把握他对歹徒和旁观者造成的“印象”。(82)既然被告和观众对警察作为调停者或近乎君子时的表现已有强烈的观念,那么巡警演绎的角色其实是被公众期望所“社会化”和“理想化”的。(83)警察只要行为失当、沉吟不语或者口不择言,就会在这一幕幕社会情景剧中被视为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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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刻(Thomas Metzger)曾论述过,在传统精英的官场中,既有坏官也有“贤者”。(84)在野的褒贬使前者有所惩戒,而政府作为布施德政的平台,则为后者提供了用武之地。北京的警务改革者采用了这种政府施行仁政、警察犹如君子的理想,以求在城市建立起一套尽量少用高压政策、多靠市民积极合作保障平安的警政。当然,一名只经过几个月训练的警察不能与终生修身的士大夫相提并论,不过即便是学点皮毛,以儒家的观点或态度进行斥责、干预、斡旋,也能使警务工作更加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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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家长作风、父权制以及警务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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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必须守住底线,坚决制止斗殴及公开犯罪等明显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从理论上说,他们还应该明察秋毫,发现越轨行为于未萌,以维护社会道德秩序。警察被教导要能区分“忠孝诚实”之人和“奸宄作恶”之徒。(85)若怀疑某人,则要“在街上观其行,听其言,留意其屋里的人在干什么、他的朋友和交往的是哪种人”。街头可疑行迹包括掩面而行、(86)不穿鞋子、衣内似有藏物,或者夜行而不打灯笼。(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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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得时刻留意着打架斗殴的迹象。(88)他们在居民区四处访闻吸食鸦片的行为。(89)透过密封货箱漏出的酒香,警察就会逮捕私自贩酒之徒。(90)“以骆驼肉充牛肉”的伎俩根本逃不过他们的眼睛。(91)警察就如调音器般专门用来测出道德和社会不和谐之音。北京的居民向来对街头胡同、市场和四合院生活的动静天生敏锐。警察多为旗人,世代住在北京,警局里此类人才可谓济济,在执行监视管理工作时大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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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学堂的课程强调注意细节,警察从人们的行为获取信息的能力有时事关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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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那她必定可疑。她可能会上吊、投河或投井自杀。通常女人会把头发梳洗干净,穿戴整齐。若看见这样的(举止异样的)女人,就表示她有忧虑或愤怒。这就是令人惊疑的地方,她想寻死。为什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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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某种癫狂。她在生夫家的气;她和丈夫吵过架;抑或她的丈夫不够争气,不能理解她的焦虑和无助;或者她就是觉得丢脸,夫家一直以来对她过于苛刻,挨了骂。不外乎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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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就有危险。这时就是警察的事了。如果不重视,就会变成性命攸关的事。(最近)在皇城内就有一件想自杀的事情。那天晚上,西安门内的月光之下,有个女子在街上猛搔脑袋,焦躁不安,走得很快。有人上前询问,她气呼呼地说有人在追她。之后她跑到御河桥投河了。若当时有警察在场,那名女子就不会淹死了。(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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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928年,《京师警察公报》——警察官报——不无自豪地作了一篇关于一名警觉的警察跳入运河救下了试图自杀的女子的报道。(94)警察了解了她想自杀是因为和丈夫吵了一架后,便把她丈夫传唤到了警局。负责此事的警察开导这对夫妇,要知足常乐,以后别在家吵了。这一案例成为正当程序的典范,同时也证明了警察在城市布下天罗地网的意义和其作为守护者的价值。警察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了恰当的地方,给这对夫妻上了一堂道德课;另外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还使得这个家庭和睦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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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家庭矛盾在警察介入后都能有好收场。众所周知,若是在涉及家庭冲突和暴力的案件中恪守“避免逮捕”的惯例,这样非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只会姑息养奸。(95)1920年秋天的一个午后,就有这么个案子发生在离内城中心不远的一户大宅的门口。(96)一对夫妇间的口角引来大群人围观。女人在那哭哭啼啼,很明显是被打了。这女人对丈夫数落了好一阵,说她丈夫无业在家,全靠她来养活。她在这家里日子过得活像个佣人。现在丈夫管她要钱,不给就要挨打。她对着她丈夫和人群嚷道:“我和你说话从来都是低三下四,但你却不领情。晚上你出去吃喝嫖赌,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看一眼。他们在家受饿挨冻,你还让我把钱给你挥霍?”这女人顿时痛哭失声。围观者也潸然泪下。可是,根据报道此事的报纸说,这位丈夫“冷笑地”威胁妻子说,若不给钱,就把工作辞了和他回家。随着围观人群越来越多,警察终于出面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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